她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机器！？

极权国度，教她无法操纵自身命运

聪明漂亮，令她走上杀人不归路

命中注定，她的双手要沾满鲜血

金贤姬，前北韩女间谍的真实故事──

1987年奉命炸毁一架南韩客机，115条无辜生命牺牲。

1989年被南韩政府判处死刑，翌年获南韩总统特赦。

1993年著《金贤姬自传》，揭露她杀人的真相及深藏的良知：

「我，一个杀害了许多无辜生命的刽子手，不值得救活……我很难过很悔恨……我过去的人生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且细听，金贤姬为你道来她半生的传奇！

※※※

生于一九六二年的金贤姬是前北韩女间谍。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她受命在南韩858航机上放置一枚炸弹，导致机上一百一十五人全部丧生。在巴林被捕后，她被递解至南韩受审，其间曾自杀未遂。一九八九年被判处死刑，但在一九九〇年四月得南韩总统特赦，自此一直在汉城受保护性的监管下生活，并以写作、翻译及演讲为生。《金贤姬自传》是她在一九九三年的作品，除韩文版外，亦被译成英文、日文及中文，成为畅销书，版税超过十亿圜，此笔款项将捐献给空难死者的家属。

序幕

南韩，汉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我坐在沉闷灰暗的被吿候审室里，心情抑郁地等待着宣布对我的判决。外面，通向法庭的大堂里，愤怒的人羣涌向门口，好像要把门推倒。他们的怒吼声一阵高过一阵，整幢大楼像是要在这诅咒声中倒塌。

「杀人犯，杀人犯，杀人犯……」

我握紧拳头，浑身颤抖不已。他们的叫喊诅咒都是冲着我来的。

不！简直就是冲着我在吼叫。

听着他们的怒吼声，我不禁联想起韩国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解放时，人民法庭公审叛国者的情形，那是我上学时知道的。此时我才体会到当年那些受审者有着多么可怕的感受。

这房间里虽然还有其他人──医生、护士和三个特务，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睡觉以外，他们与我朝夕相处──但我仍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不管他们与我多亲近，或是我与他们多亲近；但我很淸楚：等候宣判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此时此刻，我多么羡慕他们的淸白，羡慕他们的未来，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哀。

我默默诵读着那些慰藉心灵的圣经诗句，那是牧师前几天写给我的。可我的心曲却被打断了。四个身着笔挺制服、佩着闪亮肩章的警察把门打开，押送我上法庭。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护着我，从愤怒地涌过来的人羣中挤出一条路来，把我带到法庭里去。旁听席上的人立刻吼叫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人们是不允许在审讯室里旁听的，只有在宣判时才可以。此刻，人们像饿疯了的野兽一样吼叫着、辱骂着、诅咒着。如果允许，他们准要把我撕成碎片才能解恨。

「臭婊子，」一个老妇人在旁听席上咬牙切齿地骂道。「你杀害了我唯一的儿子。现在谁来给我养老送终？」

我朝被吿席上走去，像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当我终于能坐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的心在狂跳，浑身直打哆嗦，不由得哭了起来，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一个词：「妈妈」。

她也许对女儿的命运有过许多幻想，可她绝对想不到会是今天这样。她用无限的爱心和全部的心血把我抚养大；而我现在已使她大失所望。我还能回忆起当初她是怎样精心地帮我打扮，把她做的花边镶在我的校服上，并亲手给我穿上的情景。如果她见到我今天这副模样，定会肝肠寸断。

更糟糕的是：我不仅使她失望，同样也使我的国家失望。我向南韩当局的坦白招供将被我的政府看成是罪大恶极的叛国行为。由于我的失败、我的耻辱，我的家人无疑将会被北韩政府赶出家门，隐姓埋名地送到某个可怕的劳改集中营，也许就在那里度过余生。我不仅毁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无可挽回地毁了他们的一生。

沉闷的法庭诉讼程序开始了，可我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去听。对我来说结局早已定了──死刑。我毁掉了一架南韩858客机，要对一百一十五人的死亡负责。奇怪的是，直到走进了这个挤满听众的法庭，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及恐怖可怕的影响。虽然我在飞机上藏匿了炸弹，但我既没见到飞机被炸时的情景，也没见过出事现场，直到刚才我还有一种想推脱罪行的感觉，好像它不曾发生过，或者说并不真正是我的过错。可当我面对着法庭里悲伤欲绝的死难者的家人时，我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突然有了一种深深的、真正的恐惧感。我无颜面对旁听席上的人们。他们每一个家庭中都有被我杀害的人。我感到太虚弱，没有勇气面对他们。

最使我痛苦的是人羣中有几个老妇仍然痴痴地希望整桩事件是场骗局，以为他们的亲人只是被南韩政府藏到了某处，现在仍然活着。

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想伸出手去抱住她们，吿诉她们我是多么地悔恨。大约两年前我接受任务时，他们吿诉我这是在为祖国作出最崇高的贡献。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大救星──金日成。可现在我才明白：我竟相信了那些话，说明我是多么无知。我并没有像金的爪牙说的那样带来韩国的统一。我也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样成为民族英雄。事实上，我成了一个不齿于人类的恶魔；一钱不値，受人鄙视的恶魔。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手中还拿着牧师写给我的圣经诗句，我无法在流泪时看着它读，只能在心里背着：

不要害怕，我与你在一起；

不要灰心，我是你的上帝。

我会使你坚强，我会帮助你；

我用扶正去邪的手来支持你。

背诵这些诗句也未能使我平静下来。我相信，任何神灵，无论祂多么慈悲为怀，也决不会对我所犯的罪予以宽恕。

在我被拘留的漫长的日子里，我唯一的安慰是能让我早日死去，我已经骗过了一次死神；当我的同谋金顺一和我在巴林机场被捕时，我们两人，按照上司的命令都吞下了放在香烟中的毒剂，试图自杀。金先生成功了，他当场死去。可我却活过来了，从死神手中活过来了。我孤独一人、月复一月地忍受犯罪后产生的懊悔与痛苦，忍受它所造成的悲伤。我，由于年纪轻得多，活得长久一点来受此煎熬也许是更合情合理吧。

突然耳边传来叫我站起的声音，我知道要宣布对我的判决了。法官问我在他宣布前可有什么要说明的。我努力使自己鎮定，结结巴巴地说：

「我终于认识到我的罪过之大，终于有机会弄淸事实真相并将这些公诸于世。这令我非常感激。我现在只剩下对金日成的仇恨。我感到自己无颜向死难者的家人道歉。」我停下来，想鼓足勇气请求宽恕。尽管我知道我该判死刑，而且几个月来一直在盼望它的到来，可见到死期如此逼近，如此确切，心里又开始颤抖不已。可是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把话咽进肚里，默不作声，心里暗自思忖：真是生不如死。请求宽恕只会更下贱、更丢脸。可是某种本能又不断在心底下翻腾，促使我说我还有事情要做，要履行我的职责，要去赎罪。我还要活下去，我要……

可法官把我的沉默看作是最后的表示，接着进入了下一个程序。我听到他在低沉而单调地宣读着判决书：「由于该犯接受了金正日──金日成的儿子下达的炸毁大韩858航班的命令，并付诸实行，致使一百一十五名无辜百姓死于非命……对此行为必须严加惩处，因此判处该犯死刑。」

人羣中一阵欢呼。虽然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判决，我还是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五脏六腑像要炸裂开来。我全身冰凉，血仿佛凝固了，人也僵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别了，妈妈、爸爸、贤玉、贤洙，永别了。

我被带离法庭，我浑身直打哆嗦，愤怒的人们在后面对我发出的吼叫与辱骂，我也听不淸了。在囚车上我疯狂而由衷地盼望我能在临死之前与家人见上一面，尽管知道这希望是徒劳的。我想到了淘气的弟弟和美丽的妹妹，我祈求着他们能好好保重，不要落得我这个下场。我也想到北韩政府会怎样残忍地对待他们。尽管我的家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使命（他们实实在在连我是个间谍都并不知道），但他们也会因我的坦白交代、我对国家的背叛而被迫付出可怕的代价。

我痛苦万分，我唯一可做的事是开始扳着指头过日子，是的，一直数到我被处死的那一天。

1

当我一想起每年在北韩出生的百万儿童，想起战后四十年里北韩出生的所有儿童，都曾经或将要去接受我所受过的那种教育，相信那样的谎言，我就感到怒火满腔。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对人的生命多么严重的践踏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会去炸飞机的原因。

我生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人人都希望是个男孩，祖父祖母尤其如此。所以当我从娘胎里出来时，他们自然有些失望。

我出生在开城的祖父母的家里。那时父亲在国外，祖父祖母帮着照料我。他们的失望很快就消失了。母亲后来吿诉我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我，把我当成掌上明珠。

父亲在外交部担任要职，关于他的工作家里其他人所知甚少。他一从国外回来第一眼看到我起，就像祖父祖母一样关心我，疼爱我。他一直就这样待我，直至四年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按南韩的标准，我们根本称不上中等人家，可在北韩，我们算是特权家庭，例如，家中全年都有油吃，还能做些油炸食品。后来我才知道食用油在南韩非常普遍，家家户户都能吃油炸食物。我们住在北韩首都平壤，有一间自己的单位。像我父亲那样职位的人都可住上独立寓所，但一般劳动人民都是住公共房屋，十来户人家合用一个洗手间。

我出生一年后，父亲被派往古巴，那几年我就是在哈瓦那的北韩大使馆门前的那条街上度过的；卡斯特罗只是在近几年才被政府封为卡斯特罗总统。尽管那时古巴政局有点乱，但经济上比北韩要繁荣得多。我们与大使馆的其他家庭住在一幢大楼里，这幢大楼在革命前属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楼房被淸理和重新布置过，以前房子里有许多贵重的雕塑和其他花俏的装饰品，如水晶枝形吊灯和镶金家具等。搬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淸除资产阶级的痕迹。

古巴那时比北韩自由得多，我们自己也感到生活要好得多。母亲后来吿诉我在古巴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她喜欢去超级市场买东西，那儿仅仅是食品的种类就使我们惊喜不已。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样，就以为各地的小孩都是像我这样生活的。

一到中午，就有一辆卖雪糕的车开过广场，我就拿着几个硬币跑过去叫着：

「赫拉德罗！赫拉德罗……（卖雪糕的！卖雪糕……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朱古力味的雪糕，母亲叫我「朱古力将军」。

我们还经常出席外交宴会，我对那些白皮肤和黑皮肤的外国人十分好奇。尤其是那些金发的客人，他们更像外国人。我们大使馆的秘书们也喜欢逗我、抱我。他们总是让我坐到他们的大腿上。

我们住处的一楼放着一台钢琴，母亲每天给我上一课。她也是在小时候学过钢琴的，而且很有天分。后来我回北韩才发现普通家庭能有钢琴是件异想天开的事，只有获准作为专业人士培养的人才能拥有钢琴。

我们在古巴的日子是幸福与梦境的结合。我常与其他小孩一起玩，印象最深的是金泽邦大使的儿子，他常打我，又常常以捉弄我来寻开心。有一次，他用筷子把我很珍贵的生日礼物──橡皮艇戳漏了气，把它搞烂了。我只要不理他，他就会跑到我房前大声喊：「贤姬，出来玩！」他就像个猎人，喊上一百遍也不罢休，直至我让步从屋里出来。

有趣的是，多年后我读中学时，在北韩的街上见到他一次，他做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就走开了，我知道他认出了我，并且还记得起自己曾经是个令我讨厌的人，这倒使我感到不少安慰。

记忆中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有一天，我发现通往屋顶的门是开着的，于是带着妹妹和其他几个小孩到屋顶上去玩。好几小时后，我们坐在屋顶边缘，脚伸到外面晃荡着，望着屋顶远处的一切出神。结果被古巴的维修工人发现了并吿诉我们的家长，他们吓得脸色苍白，赶到屋顶，把我们带回安全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太平日子里，我们也得接受金日成主义的灌输，我最先学习的词语是：「谢谢你，金日成，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被教育成憎恨「美国」。即使是小孩，反美的情緖就已根深蒂固了。在北韩，美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在古巴时，爸爸也常常说起杨基佬帝国主义者即将发动的进攻。有一次，我们在海滩上（海滩是个奇妙的世界，它有一望无际的沙滩和海水），他指着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一片土地说：「那就是美国，贤姬，世界上最坏的地方。」他的话吓住了我，恐怕我的橡皮艇就被水冲到了美国。看到那些被冲到岸上的空瓶子、空罐子，我也很害怕，他说那也是美国来的。打从那以后，我都不敢到沙滩上来。

我们在古巴住了五年，后来父亲被召回平壤，这五年中，弟弟贤洙出生了。离开古巴前，妈妈带我去烫头发，说回到北韩就烫不成了，我那时还不知道，生活从此就要彻底改变了。

※※※

回到平壤，我被录取到贺信小学就读。在这儿，我就开始接受一本正经的政治教育，功课的学习还不到一半的时间。一整天里，学得最多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的生平事迹。我们学唱一首「南瓜头」歌，这是关于当年金日成打败日本人的一首歌，说的是他给了日本军队致命的打击，日本人无法把尸体送回国，只好净把人头带回国去。所有学生都得参加充满政治色彩的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办得很认真，常常要到晚上十时才能回到家。

在我读三年级的那个冬季，我们班中有十个人被选去在青年节唱歌；据说金日成将亲自来观看演出。我们连续两个月排练唱「我们热爱伟大领袖给我们的制服」这首歌。这段期间，排练结束后，我只好等最后一班巴士回家，有时要等上几小时，脚都常常冻僵了。在排练时，尽管我很想家，但却从未抱怨过，心里明白：为敬爱的领袖唱歌是非常光荣的事。

这一年发生洪水泛滥，迫使我们大楼中住在一楼的人家搬到楼上来与我们共住。对孩子来说，这真是好玩极了，晚上我们就去屋顶看着洪水慢慢退下去。

泛滥过后不久，传来可怕的流言，说北韩可能爆发同美国的战争，原因是美国Pueblo号船（注：美国海军的间谍船）被击沉一事。平壤的气氛非常紧张，不少家庭开始收拾食物衣服准备撤离平壤。满街张贴着「迎接战斗，以牙还牙！」的标语，大人们日夜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可孩子们却好玩极了。我们去偷囤积的食物吃，很感兴趣地观望着事态的进展。有时半夜响起的警报会惊醒我们，我们就爬到屋顶上去，看着平壤变得一片漆黑。有时夜晚，常常是凌晨四点响起防空警报，我们就跳下牀来，跑到附近山上的防空洞里。

这期间，金日成的两个助手，贺邦汉和吉长博被「淸算了」。政府发出命令把他们的名字从课本里删去，以典型的篡改手法，全民齐上阵把他们的名字用黑墨水涂掉或用削铅笔刀刮掉，他们成了「不存在的人」。

因为小组活动比文化学习更为重要，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少年团的各种活动上。金日成命令妇女夏天不得穿长裤，儿童就上街巡逻，仔细检查来往的行人。如果有妇女真的穿了长裤或如果有人忘了在胸前挂上金日成的像章，我们这些儿童就会要求他们报出名字，然后将此事报吿他们工作单位的上司。

他们还吿诉我们，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国家要从国外购买武器，于是就要我们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去收集破铜废铁、玻璃瓶及其他可回收的废品，以便出售换取外汇。我们都有完成任务的指标，不完成这一指标的孩子就会受到公开批评。因此，能收集得最多往往就是我们竞争的目标。

我们还接到指示寻找和收集兔皮、狗皮和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收集蛆）。蛆在户外厕所的粪便中较多，那种厕所没有冲水设施。孩子们同样也比赛谁收集得多。收到大堆以后，再送到农民那儿去做肥料。根据每个人所收的数量和质量予以评分，在后来派发定量供应的票证时，将结合考虑我们收集这些东西的评分来派发。

然而最困难的是收集鲜花。捜集来的鲜花就堆在附近许多座的金日成雕像前。由于北韩没有鲜花商店，所以我们就只好给当地花圃的园丁行贿来完成指标。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活动，就是在假期中也难与家人一起度过。我们不得不利用这些时间来参加少先队的活动。

这段期间，我的第二个弟弟出生了，一个极可爱的小孩，父母给他起名范洙。

我童年最不寻常的事就是我成了电影小明星。在我自己毫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个电影制作人来我校参观，为即将开拍的一部电影寻找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看上并选中了我。影片叫「小洙和小玉，找到了社会主义祖国」。不用说，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个奇怪的片名。可我因为被选中了而激动得要命。

那完全是一部以话剧形式演出的宣传影片。故事是说由于南、北韩的分裂而使一个家庭四分五裂。由于那母亲曾经收留过北韩的士兵在家里住，所以在影片结尾，美国士兵带走她以示惩罚。想起那部电影，我又一次想起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书，这是我现在才读到的，回想起来，它们与欧氏小说《一九八四》中「两分钟仇恨」的形式很类似。电影结束时，观众向美国佬发出「呸」的一声，甚至还向银幕扔东西。

我那时还小，不太明白这些事。然而我回到学校后却常常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电影公开放映后，我就真正出了名。我在街上走时，人们认出我，并用电影中的角色的名字来叫我：小玉。妈妈也常向客人介绍我，就像老师在学校时一样地看重我。只有我爸爸不大赞同，每次提到这部影片他都皱眉头。

我又拍了另一部电影，说的是在韩国战争中，北韩民军撤退时，一个小姑娘在大火中被战士救出来的故事。电影中我扮演的是配角，片中主角的最好的朋友。我获得的报酬是一个新书包和一本笔记簿──根本谈不上是明星的酬金。

后来几年又有人要我拍电影，但爸爸不让我再去了。于是我集中精力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每天早上七时，平壤唯一的广播电台就会播放少先队之歌，歌词是：

我们是共和国的小英雄，

长大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少先队的朋友们，高举红旗！

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儿女，

让我们精神焕发向前进！

我被任命为少先队队长。以后，我就完全投身于小组活动，努力使自己领导的小组成为模范小组。有时我们也很成功，可是我仍然不能严格地实施纪律约束，从内心来说，不想严厉地训斥朋友。

在学习方面，学生的分数常常拿出来公开展览。学校开设四门功课：革命、文化、劳动和品德。比如在上革命课时，老师就举着一张金日成早年时候的照片要一个同学作解说。这个学生走向前去，恭敬地说：「这幅照片表现的是伟大领袖在作出要在全世界扩大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那是一九三〇年伟大领袖在卡伦主持人民革命军代表大会。」

如果回答正确，老师就会在黑板上的「革命课」记分栏上标下一个红色记号。

因为我是少先队队长，老师常常要我管教那些表现不好的同学。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因为没有完成任务定额而受到谴责，班上每个人都要当面批评他几句。轮到我时，我直打哆嗦，因为我最不愿意训斥自己的同学；可老师的眼光直瞪着我，我只好尽量坚决地批评他：「你说没完成任务是没有时间，可昨天我见你和别的孩子在玩。我真不能相信你有时间玩却没时间完成任务。这种表现说明你违背了伟大领袖要我们忠于集体事业的教导。」

大家鼓掌，老师也点头称赞。可是我坐下来时并不感到高兴，我木然地听着下一个同学的发言，她叫孙洋，总喜欢批评别人。「同学，你不配在伟大领袖的怀抱中学习，学校应立刻把你开除。」

这种会一个星期开两、三次。最后我们就在家里寻找可以批评的事物。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批评的话则是最糟的事了。

※※※

在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被金日成大学的生物系录取。这是北韩唯一可与美国大学相比的学府，只有政府高级官员的孩子才能在此深造。像北韩其他学校一样，课程最强调的是思想学习，学生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金日成的思想哲学。

入学前要参加六个月的军训，所有大学生都要参加。开学后，我发现这所大学是按军队的形式组织的，感到十分有趣。一个班被称为排，一个系称为连，所有本科生组成的是一个营，班长被称为中尉，一个系的学生负责人被称为上尉。

金日成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今后的一生中保证能被安排到很好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数特权人家的孩子能来这里读书。虽然我也来自特权家庭，但我在学习上仍然有困难，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的农村里干农活。父亲于是建议我转入平壤外国语学院，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也能保证分配到好的工作，女学生尤其如此。父亲为我安排入学考试，我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日语系的学生。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不转学来平壤外语学院学日语，我就不会被招去当间谍了。当然，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改变将带来什么结局……

按照要求，我仍须继续军训。我们被带到鄕下一个新兵训练基地，一整天就是学开鎗，练步操。这对女性来说，尤为艰苦。在共产党政权下面，女人被认为与男人是平等的，所以要求她们参加同样严格的训练。然而，训练基地的设施却又根本没有为女性作任何考虑。我们不得不在挤满人的厕所里换衣服，常常连衞生巾也不够用。

那是难熬的一段生活。有时天天登山、行军。我们学会了辨认和使用各种武器和军用车辆。由于伙食太差，我们中许多人都瘦了许多。长途行军时，我往往跟不上队伍。中尉（班长）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英俊小伙子，他就留在后面催我跟上去：「加把劲，贤姬，别溜后。不要因为是女的就有借口，这儿男女都得同等对待。」

但我却发现女的常被人们当成负担而不是人才。因此，我们的训练往往更多、更严格。我憎恨这种双重标准，可最终我感到自己各方面的本事上决不亚于一个男的。

训练结束前，我们扛上三十磅重的行李包袱行军二十英里。我们能熟练地使用机鎗、手鎗，甚至还能开坦克。我们学会了扔手榴弹，在空袭演习时发射高射砲及发射反坦克导弹。

回到平壤外国语学院时，我感到如释重负，马上就抓紧功课的学习。这儿男女之间不准约会，可是仍有个别的勇者敢去冒险。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开除出校，有的甚至被流放到最北边的劳改营去。还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如果是女性则包括处女膜的检查。这样，当局就可以确定我们是否仍然是处女。

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哪来睡觉的时间。周末我们要去矿山，或搞其他义务劳动，而且常常还要参加各种革命集会。看起来学到日语真是一个奇迹，可是我却实实在在学到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

进大学的第二年我十八岁。一天我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在办公室见到一个胸前佩戴着红旗徽章的男子，这表明他来自中央。

「贤姬同志，」我进去时他对我说：「相信你一定学了许多我们敬爱领袖金正日的事迹，能否马上背诵一个记得起的故事？」

我颇为困惑地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就开始背诵起来，说的是金正日来到了巴图山，这是金日成当年打了胜仗的一个旧战场，金正日号召工人们鼓足干劲，恢复工地旧貌，并对他们作了许多指示。

当我背完以后，他问我：「你父亲干什么工作？什么级别？」

我吿诉了他。

「好极了。还有一件事，你的学业成绩好吗？」

他其实早已知道，我是金日成历史硏究中心的成员，这个中心是由全校十个最优秀的女生组成的。「当然啦。」我有些不满地回答。

然后他们就叫我出去了。这个周末，全体女生在体育馆集合，站成一排，一批参观者前来视察。他们逐个慢慢地观察我们这些女生，一边作些笔记，见到长得漂亮的女孩，就要问明她的名字。

我们离开体育馆时，一个男的把我拉到一旁，要我下周去党的第一办公大楼报到。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遵命去报到。一批官员等在那儿问我问题。我感到有些尴尬不安，但我礼貌地向他们敬了个礼，谈话就开始了。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一个人问。

「尊敬领袖、遵守党章、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接受。」我机械地回答。

「你为什么学习日语？」

「我学习日语是为了我国能赶上日本，最终使韩国统一。」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很好，现在背诵金娟淑《金正日夫人回忆录》的第一章。」

我毫不迟疑地背完了这一章。他们对我的记忆力非常吃惊。

「你的成绩怎样？」

「非常出色，先生。」

他递给我一篇《金日成回忆录》的节选，让我现场翻译，我准确无误地译了出来。

「好极了，好极了，」他停了一会，语调变得严肃起来。「金贤姬，你愿意为党献身吗？你知道吗？被党委以重任不仅是最高的荣誉，还可能要为之献身。」

我一时感到喘不过气来，这个问题使我大吃一惊，但我决不能表现出一丝的惊讶。「当然，」我回答说：「我将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在一个本子上作了纪录。「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先生。」

「好，现在给你检查身体。」

我被带到一个医生的办公室作检查，然后在休息室等了一会，很快又被叫了进去。

提问的那个领导人是个姓郑的特务，我进去时他站起来，伸出双手对我说：「恭喜你，金贤姬同志，你已被党选中了。」

我知道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可我却有点茫然。一切都来得太快了，但我还握住他的手，尽量作出感激和荣幸的样子，实际上却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要立即收拾一下，」他又说。「今晚你可回家住一夜，明天就得出发。」

他陪我回到学院，我仅仅只有很短的时间与教授们吿别。看起来他们都为我被党选中而感到骄傲，并祝我一切顺利。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家里，同样是由郑特务陪着，我把这惊奇的消息吿诉了妈妈。

说完后，我看出她当时非常震惊，尽管她尽量不让它表露出来。她客气地请郑特务吃饭，但郑谢绝了。他说要我收拾好行装第二天出发，然后就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弟弟和妹妹欣喜若狂。然而妈妈在做晚饭时，一直一声未吭。最后她头也没抬地问我：「这是不是说你将永远离开家里了？」

我迟疑了一会才回答：「我不知道，妈妈！」

她仍然在切菜，然后把菜放到锅里去炒。「希望你父亲坦然接受这件事。」她说了这句话就再也不作声了。

结果，父亲很晚还没回来。我晚上一直在收拾行李，这时我发现一些母亲读中学时给自己做的针织品，是她在我入大学时给我的，这些织绣对我有重要的感情价値。

我决定把织绣送给贤玉，当我把这些给她时，我感到像是把作为长女的位置也传给了她，我要永远离开家了。「好好保管它，」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回来，我会要回它的！」

这时，我俩都哭了，两人紧紧抱在一起，直到妈妈叫我们吃晚饭。

父亲半夜才回家，得知发生一切之后，他像发呆似的，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好像没有听懂我的答复。「坐下，听我说，贤姬。我一直希望你会成为普通的家庭主妇，当好贤妻良母。可是为自己的国家献身也是一件光荣的事。请永远记住：就是落入虎穴，也要活下去，你要集中精神，尽量做得好些，我为你感到骄傲。」

母亲哭了起来。我返回自己房间时，心中十分内疚。我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坐了很久，望着全家的照片，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离开家里我虽然很伤心，但我知道被党选中是极大的荣誉。我吿诉自己：作子女的迟早要离开父母，我也无法作更好的选择。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吃早餐时，大家很少说话。看得出妈妈由于悲伤，眼睛都哭肿了。

刚过十时，郑特务就来了。与父亲打过招呼后，他说：「不要担心贤姬，党会给她安排一切。我们甚至还会给她找个丈夫，把一切交给我们吧！」

「拜托了，」父亲神情严肃地说：「她为我们家带来荣誉，我们不会担心的，我非常感激党的厚爱。」

我怎么忘得了离家的那一天？父亲悲伤的眼光一直目送着我。母亲和妹妹都哭了起来。只有弟弟假装得很开心，尽管我知道那也是竭力表现出来的。

「再见了！」他们齐声说完，又一个个重复着这句话。

直到今天，我仍能听见这些声音，仍能听见它们在耳边回响。

2

汽车驶进平壤的郊区时，我心头涌起一阵自豪感。每当我们的车从小孩身边驶过时，他们就向汽车行队礼。当我们到达城边的检查站时，汽车停也没停衞兵就招手让我们通过了。

我们一路直奔平城，汽车放慢速度，开上了一条还未铺柏油的山路，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保安检查站，値班的警衞给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安检查站过后是一片工业化的农场，当中有一大片棚屋和楼房，是饲养鸽子的地方。农场过后，路上渺无人烟，显得偏僻极了。

「来过这地方没有？」郑问我。「晚上常有老虎出没。」见他想吓唬我，不免有点反感，便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可他一点也不在意，又说：「从现在起，你不能再使用或泄露你的真名，你现在叫金玉花。别忘了任何时候都不要提起自己出生时的名字，尤其是对你遇见的朋友也不能提起。」

不久以后，我们的车在一排房子前停了下来，一个高个子女人出来迎接我们，她看来大约五十岁。她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领我进了房间，里面有一间附设浴缸和淋花洒浴的浴室，还有给我准备好的新衣服。我在浴缸里泡着，想着我的新环境，感到十分好奇。洗完澡我就去睡觉，可一个晚上都没睡着。我倾听着夜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感到特别孤单。一想到现在是自己孤身一人了，不免有些害怕，又想到山里跑出来的老虎，更为害怕，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吃上了离开古巴以来最美味的早餐──煎蛋、多士、牛奶、牛油和薯仔。面包的质地非常柔软，用料上乘。这在平壤是绝对见不到的，吃得这么好真使我有些惭愧。

早餐之后，他们给我介绍了新同房，她也是我整个训练期间的伙伴，名叫金淑姬，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总是一脸的笑容。她比我小一岁，后来几年中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郑特务来到房里，坐下来。「早上好，」他对我们笑着说：「现在你俩都在这儿，我宣布一下纪律。你们白天不能离开这幢楼，晚上只能在短时间内出去散散步。出门前要吿诉厨师。尽量避开──信差、司机等外人。出门时必须戴太阳眼镜和口罩，这些都由我们提供。随身携带雨伞，万一遇到人就用伞来遮脸。今后每天八时必须吃完早餐，上训练课以前要花半小时阅读《金日成选集》和《革命斗争史》。都明白了吗？」

我们表示都明白了。

这天下午，一个姓姜的副部长来探望我们。他中等个子，圆圆的脸，一双小小的恶毒的眼睛。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图书室里，他说话很生硬，令人毫无好感。

「你们知道，党的目标是在我们这一代争取韩国的统一。要牢记：我们期望你们能成为优秀的战士。既然你们是从许多候选人中挑出来的，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

他停了停，让我们明白他说的话，然后又说：「几天以后，你们就会转到一所学校去，那儿有许多出色的特务在接受训练。」

「我们决不会失败。」我俩好像用同一把声音似地齐声回答。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间谍战中起用女性吗？」他又说：「因为你们漂亮，如果确有必要，你们还得献出肉体。再说，如果需要你们合法地留在外国，你们就得与我们物色的人结婚。相信你们能明白这一点。」

我们没说话，可我知道我俩都吓坏了，坦白地说是恶心极了。这天晚上，当我俩躺在牀上时，我问：「淑姬，你想你能受得了这些吗？我是说，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人。」

她叹气：「我真不知道，你呢？」

「我也是。」

后来她又开口时，话里充满了痛苦。「我想我们没有选择，是不是？」

我的内心和她一样痛苦。

3

这个周末我们就转到了景山军事学院，开始了真真正正的训练，即使以前我在部队军训过，也没预料到在这儿会有什么样的一番经历。

景山是艾布山谷中的一块禁区，远离现代文明社会，只有几个小村庄散落在山区里。训练基地占了一大片土地，受训的学生有好几千人。特务们受训的山谷在离学校本部很远的一个秘密的山谷里。

我们住在一幢小房子里，里面有厨房、洗衣房和图书室。作息时间很严格，不允许违反规定：

上午六时至七时──起牀、打扫收拾房间、洗衣服

上午七时至七时半──早餐

上午七时半至八时半──早读，学金日成的哲学和事迹

上午八时半至下午一时──上午上课

下午一时至四时──午餐及休息

下午四时至五时半──下午上课

下午五时半至七时──运动

晚上七时至八时──晚餐

晚上八时至九时──武术训练

晚上九时至十时──夜间步操

晚上十时至十一时──自修

晚上十一时──就寝

我们常常累得精疲力尽，真是到了身心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们学习使用各种各样的鎗械，练习射击技巧。我们在野地里生活，在散兵坑里睡觉。在金日成生日那天，我们连续三天行军，走了一百多英里──这叫做「忠心行军」。我们学会了高速驾车，在临时凑成的黑房冲晒菲林。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习了十多部金日成的著作。

我们接受武术训练，女的要学会同时对付并打败两、三个男的，我从中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自信心。我们还学会了持械搏斗，使用的是二十五公分（大约十英寸）长的塑胶刀。

掌握武器发射的训练并不只限于射击，我们要学会拆卸并安装各种鎗械，如有损坏还要会修理。射击时，靶子放在一百码外的地方，我的成绩是十发九中。

每周放两场间谍影片。内容多是宣传性的，说西方社会如何腐败及多年前著名特务们的英雄事迹。

星期天是休息日，但我们常常因为累得要命，在牀上一躺就是一整天。

※※※

我的日语老师名叫恩慧，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从厨师那儿得知一些她的经历，真是一个悲剧。她是东京人，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不久就离了婚。一天她和小孩正在海滩上玩，被北韩特务绑架到这个训练营地。关押期间，她得了重病几乎死掉。康复过来以后，由于怀念小孩，不肯吃饭，也不肯说话，可是北韩方面一直在等她屈服，暗示她如果按照指示办，她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释。最终她毫无选择，只有就范，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

虽然我也同情她的遭遇，但我认为一个日本女人为韩国的统一作出牺牲也是应该的，想起日本占领并践踏了韩国四十年之久时尤其如此。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后悔。这也算是北韩政府及其特务残暴无人性的一个典型事例。

因为恩慧的命运如此悲惨，她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有时也很是令人不快。尽管这样，她却是一个极好的老师。我发现自己愈来愈喜欢她。她常常提到她的小孩和东京，总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东京。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仍活在人世。

我们成了知心朋友，她也总是希望与我们在一起，她的任务就是把我变成一个日本女人，这样一旦我被派出去执行任务就看不出我是北韩人来了。

离我们住的地方一、二英里远处有一个村庄，按要求我们是不能去的。可是有个星期天晚上，恩慧坚持要去，因为她从未见过北韩的平民百姓。我们发现那儿的房屋又旧又破，孩子们脏兮兮地在街上到处乱跑，有的小孩还光着身子。我见到后很难为情，企图把恩慧拉回去。可她盯着小孩，眼里涌出了泪水，孩子勾起了她作为母亲的天性。

「哦，这就是你们美好的新世界了，玉花。」她用强烈的嘲笑的口吻说：「我真替你们感到可怜。」

我在基地的另一个女友就是那个厨师，她叫吴姬，四十多岁，也有一段辛酸史。她在十多岁时爱上了一个车牀工人，但却被母亲强迫嫁给一个矿工。三弯村的生活十分贫困，吴姬悲伤地过了好几年，而她的丈夫却与其他女人有过许多风流韵事。

一天，她丈夫被矿车撞死了。在丈夫的葬礼上她遇见了以前爱过的那个车工，可人家也已经有家室了。尽管车工也还是爱她，但也没有办法。

后来她在一间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教烹饪课程，然后又被召到训练基地。她喜欢景山的偏僻与孤单。因为，她开玩笑地说，没有什么人会来打扰她。她还有一个身分就是我们的「管家婆」。我们出去散步或是离开附近都得向她请示报吿。

可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常常允许我们想怎样就怎样。

※※※

此后几年里，我偶尔回去探望过家人，但每次都令人伤心。父母亲见我要走，总是依依不舍。而我呢，在那时候，见他们这样舍不得我，还真有点为他们害羞惭愧，这也是受北韩全面教育的人应有的感觉。一个爱国者不应该太看重亲情，舍不得亲人。那时我最关心的就是受训特务的身分。这期间，我最小的弟弟范洙得了皮肤癌，医生吿诉我家人这种病是致命的。

对于俄的离开，妈妈公开表示出了她的伤心，但我知道爸爸也同样关怀和想念我。在我的童年，他对我献出了他全部的父爱，常常称我是他的小公主。在许多方面，父亲都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我知道他为我感到骄傲，而且作为党的官员，他是北韩最有特权的人物之一，但是我也感到他对于政府把我夺走是怀有嫉恨的。

不幸的是：爱心不是金日成的国家议事日程上的内容。

4

在训练基地三年以后我得参加所谓的「毕业考试」。这是对我所受训练的最后测试。也是训练生涯中最折磨人，最令人心烦的一段时间。两次考试不及格者将被开除党籍，让他在羞辱中度过余生。

考试分为三大部分：体能测试、笔试和实地测试──时间为整整一周。每个测试都极为严格，按一百分制来评分。这三种测试都要得九十分才算及格。

考试前几周，我就忧心忡忡。其他参加考试的学员也是如此。三年来我们死拼活学到的本事全在考试这一关了。据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过关。只有这样，党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来做间谍。

考试的第一天淸晨，天色黯淡，凉意袭人。时値九月，地面上已出现了一层白霜，预示着冬天正在日渐逼近。我按要求于早晨六时起牀，心里一阵紧张。穿好运动衣准备吃点东西，可紧张得手直发枓，好不容易才把食物送进嘴里。更难受的是由于紧张，喉咙变得发干，食物难以下咽。

淑姬与我一起参加考试，她也和我一样紧张。吃早餐时我们没说什么话，想尽量消除紧张。我回忆着「超脱静默」课所学的内容，口中唸唸有词。可不一会就溜了神，浑身发抖，感觉更糟。

六点三十分，外面响起了哨声，考试要开始了。我们齐步跑到院子里。总共十五人，女的占三分之一。对面站着一男一女两个教官，身着作战服，头戴军帽。待我们集合完毕，那个名叫雷宏的高大结实的男教官拍拍手，要我们静下来听他说话。

「同志们！」他大声说，口里呼出的气在寒风中变成了白色。「第一场考试现在开始。沿着东边的山谷，取山间小路，跑十五公里（大约十英里）。沿途有黄色小旗作路标，我和麦安──（他指了指女教官）──作为监考官和你们一起跑，其他教官在集训地的另一边为你们计时。跑完全程的时间愈少，分数愈高。跑不完全程的没有成绩。明白了吗？」

「明白！」我们齐声回答。

「准备，跑！」他大声说完就转到路一边去了。见我们都已准备就绪，他吹响口哨就上路了。我们马上跟了上去。

他的步伐对我来说真是快了些。与其总担心跟不上他，倒不如调整好自己的步伐，掌握好节奏。像任何赛跑一样，一开始就冲在前面的人不一定能坚持下去。我尽量不理会别人跑得如何，只集中精力跑好我自己的。无论如何，我不能停下。我心想，不倒在地上我是不会停步的。

第一公里跑得很辛苦。一路上我心烦意乱，只想忘掉这场赛跑坐下休息。我努力打消这个念头，尽量去想些别的──昨晚与淑姬的交谈、最近看的书。就这样，我跑完了第一公里，此后的步伐就好多了。

道路蜿蜒曲折地伸进山里，这更增加了长途跑步的难度。脚下的山谷在初秋的早晨显得异常美丽，色彩鲜艳的植物处处可见。四周的山脉一片宁静，远处的鸟儿在齐声歌唱。气温渐渐上升，不一会我就大汗淋漓了。

又往前跑了一阵，我们从原来的队伍中分化出来了，有的落到了后面，有的则遥遥领先。淑姬和我仍在一起，互相说些鼓励的话。跑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后，开始下山，这样我就得调整步伐了。可这时，我的脚开始痛起来。但即使再痛，也不是我所担心的。无论如何，我要保持呼吸的节奏，一口气跑四步。我很淸楚，一旦节奏不对就会跑不完全程了。

赛跑快结束时，我们遇到几个受伤的人。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途中倒下了，坐在草地上哭泣。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我默默地祈望他们下次考试能及格。

跑到最后两公里时，我的肺部感到灼痛，只好将步伐减至一口气跑三步，后又减至两步。淑姬跌跌撞撞地跑在我身边，脸上一股不屈不挠的神情，眼睛满怀希望地盯着前方的终点线。她气喘吁吁、累得倒下。就在这时我对她喊：「加油，淑姬，不远了，就到了。」她眼睛骨碌碌地转了一下，我知道我的话起到了作用。

我们当中其实没人知道终点线的准确位置，这使跑步中又多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目标不明确。终于，经过千辛万苦，当我感到再也跑不动时，我看见一羣跑完的考生站在雷宏教官身旁与他说话，其他教官拿着秒表站在那儿。我鼓足劲冲过终点线，随后就瘫倒在地。淑姬躺在我身边。

「两小时四分二十七秒。」一个计时员大声叫着，并记下在写字夹板上。「跑得不错，得九十三点五分。」

「真该死，」淑姬喘着粗气说：「要不是你，玉花，我肯定跑不完，我已累得半死了。」

「我也一样。」我一边回答一边使劲喘气。然后翻过身子，眼睛凝望着湛蓝透明的天空，头部突然地一阵抽痛，感到头晕目眩。那一阵我在想我简直要死了。然而雷宏大步走过来将我一把拽起。

「你得走动走动。躺下休息是最糟的事，那样会伤害你的心脏。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点了点头，围着院子走了起来。前面已经有六个人跑完了全程──五男一女──加上淑姬和我就是八个。又过了半小时，有几个人零零散散地跑了过来。总共只有三人被淘汰出局。时间是上午九时。好戏还在后头呢。

雷宏吿诉我们先去洗澡，换上制服，然后于十时去体育中心报到，继续考试。我望着他走开，惊讶不已。他与我们一起跑了十五公里，竟像没事人似的。

淑姬与我蹒跚地回到了房间脱掉了衣服。我让她先淋浴，自己则泡了个很久的热水浴，我精神振作的同时又感到精疲力尽。我换上另一套训练服，喝了一大杯橙汁，然后向体育中心走去。

体育中心是一幢长而窄的建筑物，内设两个健身房、一个举重房和一个泳池。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里装有镜子和武术设备。教官们在举重室。由于离考试时间十时还差几分钟，我就和其他学员在较手劲。

「好了，」雷宏在十时准时到场说：「我们继续考试。从举重开始，先进行杠铃推举，然后在单杠上作引体上升，望各位尽力而为。玉花同志，从你开始。」

我紧张不安地走到杠铃前，两个肌肉发达的助手等着帮我。我回想起平常训练时的重量──五十公斤──大约一百磅。

「我试试七十五公斤。」说完坐到长櫈上。助手们拿起同等重量的杠铃放在架子上。我躺在架子下面。大约一百五十磅，对于我这样身材的女性来说真是最大的限度了。以前从未举过这么重的杠铃，七十公斤是我迄今为止的最佳成绩──何况今天的赛跑已把我累得够呛。如果失败，我还可再来一次，所以我不妨把目标定高点。

我飞快地作了几次深呼吸，尽可能让多一些氧气进入血液，然后紧紧抓住铁杠铃，憋足力气把它从架子上举起来。

我大吼一声，将积铃缓慢而沉重地向上举了起来。杠铃摇晃了几下，我想尽力控制住它，一会儿我慢慢放下杠铃，按考试的规定让它贴着我的胸部，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一边呼气一边将杠铃猛地向上一举，但只到一半它就停住了。我大喊一声，脸都扭歪了，用更大的力气往上推。我竟奇迹般地伸直了双臂，完成了整套动作。助手们过来从我手中拿了杠铃放回架子上。

旁观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我有点儿茫然，从櫈子上起身，然后坐了下去。「太棒了。」雷宏低沉而有力地说：「玉花得九十六分。还想再试一次吗？」

「不了，长官。」

「好，下一位！」

轮到淑姬时，她举起了一个可观的重量六十五公斤得九十二分。一个肌肉发达，名叫金邦的男学员创造了最佳成绩，他一声咆哮，举起了二百多公斤，连奖励的十分，共获一百一十分。

然后去做引体上升。过去的三年中天天都练习，一般能做十五下。考试那天，我做了十七下，得九十四分。淑姬做了十六下，金邦做了四十六下，再次得了最高分。

当我们走出举重室时，明安要我们进入二号健身室。

下一项考试旨在测试我们的速度。该房长约五十公尺（约五十四码），他们要求每个学生从这面墙跑到对面的墙边，然后又跑回来。可试三次。

我对这项测试充满信心。对于我这个高度的女性来说，我已跑得够快了。经过三年的强化训练，我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我的最佳成绩是十九点四秒。考虑到跑到对面墙边时要减速然后才返回，这个成绩是不错的。淑姬考得更好，时间是十九点一秒，她得九十五分，我得九十四点八分。

※※※

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去吃午餐，大多数人已经耗尽了体力。那天吃的每样东西都给了双份。但吃完后我仍感到没有吃饱。下一场考试在下午一时开始。淑姬和我瘫软地倒在牀上休息了二十分钟，以恢复体力。

「我简直不相信他们会把我们考得这么苦。」她揉着腿说。

「还没完呢，」我回答道。「我要说的就是，自从满十八岁开始军事训练以来，我们已吃了不少苦，刚来时我连一英里也跑不了。」

「我那时连一英里都走不完。」她笑了起来。

下午一点我们按要求换上了武术员穿的白袍回到了体育中心的武术室。我们的武术训练吸收了朝鲜各种风格的武术，包括跆拳道、空手道和合气道。这些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风格的武术被融合成了一种混合性武术，专门用来训练间谍。段级标识带的等级是：初级为白色，然后是黄，绿、蓝、红与棕色，最后是十个级别的黑色。没有几个人能在有生之年里合法地取得黑色的高级级别，但我们的教官安程，在这三种朝鲜武术中却都是第五级。三年训练后我们至少已达到了一级水平，此后每升一级都要数年的努力。

安程有两个获三级黑带的助手，名叫杨磊和康毅。他俩领着我们作了一会热身运动后，安程拿着写字夹板坐在房子的前端，杨磊和康毅站在一旁，雷宏和明安自己是二级黑带获得者，只能坐在附近。

「先开始徒手格斗，」雷宏说：「每个人与杨磊对打五分钟。考虑到考试计分的准确性，你们的身体可以全面接触──没有护垫。男生可以带腹股沟保护套。很多格斗技巧是允许的，可以踢大腿以下的部位也可以撞击头部，可摔倒或抱住对方，评分时既要考虑控制程度又考虑技巧。技巧娴熟，运用自如，控制得当，只给对方造成极少伤害的人将得最高分。故意造成他人骨折的人将马上取消其考试资格。明白没有？好，开始。」

谢天谢地我不是第一个出场的人。以前我从未和杨磊交过手，很高兴现在有机会一睹他的身手。他是个瘦削结实的高个子男人，手长脚快，能做出许多高难度的踢打动作。有一次我见他纵身一跳，在半空中漂亮地转体一周，飞起脚将一堵八英尺高的水泥砖墙踢了个粉碎。

有些战士在进行反攻，但杨磊愈战愈勇，不断主动地发起进攻。他身手敏捷，技术超羣，几个漂亮的假动作后，他给第一个考生一连打了好几下。我不由得怀疑自己能否对付他。五分钟结束时，那个年轻的男学员已是饱受创伤，由于能抵挡大师的进攻，他还是得了九十分。

又考完了三个后，就轮到我了。我站起身慢吞吞地到场地中心，向杨磊鞠了一躬，然后我俩向教官行了鞠躬礼。康毅点头示意我们开始。

杨磊马上气势汹汹地向我逼过来，我是女性这一点在此时此地变得毫无意义。我以前看到过许多女学员与男学员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肋骨断裂。他连踢了好几脚，我好不容易才躱开。我根本未想要马上反攻，只是尽全力保护自己不被打倒。

他终于后退了几步，等我进攻。作为一名级别较低的学员，我只有马上向他进攻，否则就要因拖延时间而被罚。左脚向前跨进一步，我瞄准他的脸飞快几拳打过去，他抬起胳膊来挡，同时我伸出左脚一钩，一个漂亮的扫堂腿，将他掀翻在地。他的右腿马上绕过来朝我的腹部就是一脚，我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他一下跳起来对准我的肋骨猛地一击，接着我的下巴又挨了一下。我又怕、又气、又急，忘掉疼痛，抓住他前面的手，猛地将他拉过来，抡起拳头对准他的腹部就是一下。他一时踉跄了几步，我再扳住他的肩膀，从后面将他打倒在地上。不出所料，他飞起一脚向我踢来，但这次我也有所防备。我在半空中抓住他的腿，对准他的腹股沟就是一脚。

「住手！」明安叫道：「玉花赢了第一局。」杨磊站了起来。此时他已是气急败坏，出手更狠更快，他朝我的腰部连击几拳，我根本无法抵挡。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将我打倒。我尽力避开他的防守，朝他的胸骨猛地一肘顶过去，又抓住他的腿想将他掀翻在地。他反应敏捷，另一条腿马上夹过来，用双腿拑住我的腿，反而将我打倒了。他的腿愈拑愈紧，上身已坐起，朝我脸上一掌砍来。我抓住他的手腕朝后一扭，他本能地松开了紧拑着我的双腿。

「停！」雷宏大叫。

我们站起来朝明安鞠了一躬，然后互相行鞠躬礼。教官们在计算平均分时要费点时间，我坐在旁边等着。

「玉花同志得九十八分。」

人羣中响起一阵喝采声。连我自己都惊奇不已。我知道在真正的战斗中，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在竭尽全力抵挡一个武林高手的进攻。这次虽然占了点上风，但我低着头，不敢正眼瞧他。

好像是因与我搏斗时表现欠佳，觉得有些伤面子似的，杨磊此后把其他学员击倒在地时更是手下不留情了。不是把他们牢牢地夹紧，就是抓住他们朝空中一摔，或是对准要害部位狠狠地一脚，所有的学员考完后，杨磊才坐下去，康毅就站了起来。

「现在开始第二项，」明安说：「每个学员都要过康毅同志这一关。他拿的是一把二十五公分长的塑胶刀。给你们三次机会去缴他的械，然后用刀或其他办法制服他。有问题吗？没有？开始！」

第三个轮着我上。行过礼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兜圈子，这种刀的刀叶设计是可以缩进刀把里，根据剌到对手后缩进去的长度来计算出刀进去的深度。康毅向我虚晃一刀，那双黑眼睛逼视着我。在那些武林高手中，眼神也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握刀的手上。突然他朝前飞快地跳了一步，刀锋直刺我的腹部。我惊惶失措，无法抵挡，他的刀顶着我的腹部，刀叶缩进了刀把里。

「康毅赢了第一个回合。」明安大叫着：「加把劲，玉花，集中精神。」

我懊恼地摆好搏斗姿势，重与康毅在原地转动。这次我牢牢地盯住他的双眼，相信能看穿他的企图。他手中的刀从这只手换到那只手，脸上露出一种得意的笑容，等待着时机。突然，我把脚收拢，然后一个回旋，朝他的脸一脚踢去。没想到竟踢中了。康毅一只手捂着脸，大叫着踉跄后退。紧接着我又朝他的胸骨上重重打了两拳，如果动作再快一些，可以马上了结这场打斗。我没有将膝盖伸进他的胯下或朝他的喉部再来一击，因为那样会被裁判员们暂停我的比赛。我抓住他的刀，用另一只手卡紧他的肘部，他只得松开刀，我弯腰去捡。但康毅已从我的攻击中鎮定下来。我一弯腰，他对准我的前胸就是一脚。这一脚踢得实实在在，使我后退了十来英尺，然后很丢脸地仰天倒在地上。他马上跟了过来，但好在我的手里还紧握着刀。我艰难地爬起来，挥刀向他刺去。他止住脚，躱过了刀，摆出一副应战的架势。我们又在原地来回转圈，但此刻我已占着上风。

他朝我迫过来，迫使我后退，他的前脚准备出击。康毅坚如磐石，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我真怀疑自己能否突破他的防线。我决定采取另一种计策。我的刀在他面前挥来挥去，一会儿，他的眼睛往上望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步插到他胯下，朝他的下巴就是狠狠一拳，他大惊失色，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停！」明安叫道：「玉花赢了。」

我扶着惶惑不安的康毅站了起来，行过礼后，坐在一旁等着评分。

「九十四分。」雷宏大声宣布。

已经是午后了，这一天已无别的项目要考。淑姬和我回到房间一直睡到下午七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还算是一块作特务的料子。

※※※

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是进行武器测试，没有第一天那么艰苦。

第一项是用威力强大的步鎗从一百公尺（约一〇九码）的地方射靶。每人五十发。我中靶四十七次。淑姬中五十次，得了满分，还有许多人也得满分，大家都考得很好。

然后是手鎗射击，这次设靶在二十五公尺远。我这次中靶四十六次，只有淑姬超过了我，她又中五十次。

「我想你已找到了合适的感觉。」我一边吃早餐一边说。

「真高兴考得很不错。」她答道。「昨天被杨磊搁倒后，心情一直不好。好家伙，现在腿还痛。」

「我的腿也痛。」我咧嘴一笑。实际上，今早我都差点儿起不来了呢，简直太痛了。更别提昨天武术项目测试留下的累累伤痕了。

这一天还测试了射箭、持械搏斗、投手榴弹等一连串的项目，我的成绩都还不错，只有射箭偏低，只得八十二分。但我的各项测验的总评分在九十分以上，所以我也不着急。

我们还考了驾驶技术，要求驾着一辆平治汽车高速穿越障碍，如：横竿、冰层、做U形急转弯等。每人两次机会，限时完成。我每次开车都激动不已，因为在北韩人的日常生活中，开车是很稀罕的事。西方国家的人开着车四处跑，对我来说开车仍是件新鲜的事儿。三年的驾驶训练颇有成效。我考得第二名，得九十六分。

整个测试结束，我的总平均分是九十四点六三。有两个学生比我考得还好，原来的十五人中只剩下十一人参加笔试。

※※※

从许多方面来看，笔试比技能测试要难。考试分为两天，每天四小时，科目颇杂。

第一天考哲学和金日成史。无多项选择题，只有二百个陈述性的问答题，可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作答。然后是三个有关北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题。在回答「用不到十页纸的篇幅简述北韩政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这类问题时，能有效地检查出我们对宣传教育的理解和领会情况。

第二天，考数学、外语和其他科目。有一部分专考武器功能，如：「苏联国安会特务最喜欢的手鎗是什么？这种鎗可装多少发子弹？」、「列出北韩军队所用的飞机的名称和规格」等。

整个考试过程中我都很紧张，许多问题答不上来，此外，我不知道九十分的最低标准应包括答对哪些题目。

不知道考官们如何决定各部分的得分。第二天的笔试结束后──即考试的第四天──我已是心力交瘁。考试这一周内的値班站岗都免了。我每晚睡十个小时，淑姬的状态也不比我好。

由于只有十一名学生，成绩出得更快。三名学生被淘汰，在剩下的八人中，我总平均分是九十三，排名第二。淑姬则拿得九十二点一八分。我们互相勾了手指以示鼓励。这时已考了两场试，还剩一场。

※※※

最后一场考试是最难的，据说每个学生的试题都因人而异；试题是根据其将在情报局担任的职位而定的，考生个别地进行考试。它叫做实地考试，也可以称为模拟考试。因此，在设计实际间谍生活中所能遇见的场面时，要求尽可能周到精确。

我的实地考试定在星期五晚上进行。考试的那个早上，雷宏给我简述了要求。

「太阳一落山，你就开始执行任务。翻过景山，穿过一片松林，在营地北部六英里处，党在那儿建了一幢三层高的房子，算作模拟的外国大使馆，别名叫『大使馆』。给你一张地形图和平面图。该建筑物四周有墙，底层有衞兵巡逻把守。你看平面图时，会注意到有个房间里放着保险柜，柜里有日语写的文件，你的任务是在明天六时前潜入大使馆，记住文件内容，将文件放回原位，然后安然脱身。」

「几乎所有的东西部被模拟得完美无缺。大使馆的卧室住着假扮成外交人员的特务。衞兵们在随时恭候你的到来。扮演衞兵角色和外交人员的特务将根据你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你评分。一切旨在逼真──你得留心警报器、隐蔽的监视器、传声器等──一切东西。」

「这次考试你可有如下的东西作装备：两支手鎗、一支AK-47式自动步鎗、三把刀、一罐泡沫喷剂、一根带抓勾的绳子、一支手电筒、一个金属探测器、一把玻璃刀、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撬锁工具。刀是塑胶的，鎗只能打出彩弹，这些子弹可刺痛人，但不会伤人。衞兵也使用同样的武器。如你被击中，会被算在分数里，如被击中要害部位，得分相应减少。鎗上装了灭声器，手鎗共配有八发子弹，自动步鎗配两发子弹。由于这也是对衞兵的一次测试，如果他们不缴械投降，你可以将他们打昏在地。我们要求一切尽可能逼真。」

「一旦找到文件，你要马上把它看完并记住内容，然后放回原处。等你返回时，我们将就文件内容向你提问。明白没有？」

实际上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我只是带着一种糊里糊涂的表情怔怔地望着他。我无法相信我会被派去执行这样的一项使命。教官们的仔细周到使我大为吃惊。最后我开口说：「长官，其他学员也考同样的内容？」

「当然，」他回答说：「至少有很多是这样的。实践中的间谍必须充分准备好对待任何突发事件。只有通过这种考试，我们才能决定谁真正够资格去外国情报局，这也是我们花不少钱维修这个无实用价値的建筑物的原因。」

「还有，」我尽力用一种无关紧要的口吻说：「我需要怎么做才能通过这次考试呢？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笑了起来。「这个我无可奉吿。你最好集中精力去完成任务。在实战中，没有最低要求这一项，玉花，一是完成，一是不能完成。」

我点头表示明白，不想在他面前流露出不安的情緖，但内心却一直在为这场「考试」的前景担心。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成功过关的信心，但有别的选择吗？拒绝考试然后退党？不，我只有咬紧牙关，坚定信心，尽力而为。

雷宏站了起来。「好了，如无别的问题，下午你可自由活动，你所需要的一切装备、衣服等东西几小时后会送到。下午六时，我来给你正式送行。现在我建议你去休息。对了，不要对别人谈及此事，懂吗？」

我又点了点头。雷宏走了出去。我返回宿舍一头扑到牀上，睡着是不可能的，我紧张得全身发抖，牙齿打颤，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用毡子把全身紧紧地裹住。每过一分钟我便愈害怕，就这样挨过了几个小时。如果说过去的几天里我还有自信心的话，现在却是一点儿也没有了。我在党内的前程如何，全在于今晚了，我很害怕自己会失败。

淑姬整整一个下午都不在宿舍，这或许对她有利，因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恐惧感，或许会向她说出一切。或许她此刻正在考试，但愿她一切顺利。下午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尽力在五时半起牀前睡了一会儿。起牀后来到客厅，看到一只大箱子，里面都是我需要的东西──鎗、衣服及配件。我叹了口气，将衣服拿回卧室换上。

他们给我准备的是黑色连身服、黑褂、黑面罩，穿上去以后只剩下两只眼睛露在外面，活像旧时的忍者。肩上斜挂着一支手鎗，臀部吊着另一支手鎗。另配有一根腰带，上面可挂刀、手电筒和子弹夹。还有一个背袋，里面有绳子、金属探测器、子弹和一瓶用来对付隐蔽相机的泡沫剂。

下午六时，我已整装待发，雷宏过来给我送行，他赞许地望着我这身装束，并说要是他身边带着相机就好了。

我此时已幽默不起来了。衣服穿起来倒很舒服，但面罩和肩上挂着的AK-47步鎗让我觉得十分荒唐可笑。

「好了，玉花同志，」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你有十二小时来完成任务，祝你顺利！」

「谢谢。长官。」我在面罩里咕哝了几句就抬脚出门了。

那天没有月光，我趁着渐浓的暮色朝大屋的方向进发，沿小路穿过克蒙山，进入松树林，有好一段路要走。去大使馆的路线我已记住，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带上了那两张地图，保险柜的位置也已确定──在图书室。

树林愈来愈黑，只有指南针可为我指引方向。我聆听着黄昏时熟悉的阵阵林涛声──鸟儿停止了歌唱，小动物匆匆出来觅食。我边走边留心着老虎那沉重的脚步声，这个时候碰上老虎不是不可能的事。

天很快就全黑了下来。我尽可能悄无声息地往前行走，心里半信半疑地想：雷宏手下的一些特务也许正埋伏在树林四周注视着我呢。我按亮手电筒。但我用手遮住了光线，必要时才把手移开。森林融进了黑夜的沉寂之中。

我就这样继续向前走，好像永无尽头。树林里是一片可怕的沉寂，偶尔夜风吹过树梢，令人偟恐不安，我知道这是心理测试部分，晚上一个人在森林中走上几英里路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我总想撒腿就跑──但跑到哪儿去？附近没有民居，唯一的选择就是原路返回营地，我不愿意那样做。

突然，我透过树林看到了远处的灯光。我啪地关掉手电筒将它插在皮带里，收起指南针，悄悄地匍匐前进，过了十来码，我已走到了树林边缘，看得见使馆大楼的前门了。

大门两旁的墙上各装有一盏路灯，每盏灯旁站着一名衞兵。里面有一间衞队住的小房，里面灯火通明，墙是白灰泥刷的，高约十五英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墙后是花圃，有一块长长的坡地草坪通向房屋，透过大门在远处也可看见。

我盯着衞兵仔细观察了一会儿，除了两个站哨的，屋里还有一个，毫无疑问，房里有电话直通大使馆。不一会儿，巡逻队过来了，共三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挥手跟门衞打招呼。

借着树丛的掩护，我沿着场地的四周向大门右方挪动。到达墙角时，我沿着另一面通向房子的墙继续往前爬，又一队巡逻兵走过来了。我隐藏在阴影里，等到他们走远才把抓钩系在绳子末端，然后几步冲出树林，将绳子往墙上甩去。钩子勾住了墙，我抓着绳子往上爬到墙顶，喘了口气，收好绳子，然后从另一面跳了下去。

我已到了大使馆的前面的草坪上，离房子约一百英尺远，离大门约二百英尺，我跌落在地上，从大门到前面房门的砾石车道上，间隔整齐地竖着一些路灯。屋里透出的灯光照到了路面上。我注意到巡逻兵已接近房子，离我比较远，我紧贴着墙壁往前冲去，直到挨着房子。

房子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柱子是希腊式的，房前有一个很宽的露台。在我与房子间或许有五十英尺开阔的草坪，从窗户里望过去，我看到一间灯火通明的房子──图书室。这当儿，我蹲在阴影里打开平面图现场硏究了一遍，图书室上面是一个带石栏杆的平台屋顶，石栏与一间套房的卧室相连，抬头一看，所有卧室的窗都是黑的。考虑到保险箱放在图书室，这里是我进入的最佳位置。

我又往图书室看了一眼，一个服务员刚刚走进去给一个或数个我看不到的人斟茶。应等到图书室无人的时候进去，还是现在就进入房子并藏在里面？我决定现在进去。我已感到愈来愈冷，卧室可能等会儿还会有人进去，即使图书室里的人走完后，要由外面进去也是愚蠢之举，因为室内肯定装有闭路电视。

怎样进到平台上去呢？我往前凑了凑，仔细寻找警报系统，在房子后面的角上发现一根排水管。环顾四周，不见一人，我急速穿过草坪，猫着腰来到墙边。我紧贴着墙壁，再次捜索衞兵的踪影。一个巡逻兵似乎已走近我对面的房子前角，我能听见他的脚步声和压低了声音的说话声。我马上抓住排水管，一点一点往上攀到顶部。刚翻过栏杆，衞兵就出现了，我的心咚咚直跳，趴在装饰华丽的栏杆下等他们走过去。再晚一步就会让他们发现了。

我望着卧室窗户，里面仍然是黑漆漆的，我便爬过平台，小心翼翼地朝窗户边挪动，不让下面图书室里的人听到脚步声。到了第一扇窗户边，我想把它推开，但它不知是被锁上了还是钉死了。我穿过卧室去试另一扇窗，结果也是锁着的。

最后，我只得去试着开门。门不仅锁上了，我还注意到了窗户上放着警报录音带的警吿标志。从门口进去可不是个好主意。

我又回到另一扇窗边，这扇窗在房子的尾部，我从背袋里取出玻璃刀，在我认为是锁扣的地方开了个小洞，弄掉玻璃后，我把手伸进去找到了窗闩，然后才把窗户打开。窗户往上平稳地滑动，我找到了进房子的入口。

我滑落到屋里并关上了窗户。把划掉的那块玻璃重新塡进小洞，从外表看起来已算牢固了。然后察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我除了看到卧室空空如也之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墙边有一张豪华的四柱牀，还有一个装饰华丽的壁炉架。天花板上垂着天鹅绒帷帘，很难说卧室是有人住着的还是丢空的。屋里有三扇门，一扇通向壁橱，一扇通向浴室，一扇通向二楼大厅的走廊；最后那扇门开了一条缝。从裂缝处往外一看，走廊里灯火通明，五、六十英尺外才是房子的另一端。走廊中段有个楼梯口，我把门又推开了几英寸，想回忆一下平面图。就在这间房外有两扇卧室门，每边走廊一扇。还有两扇门在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然后是楼梯和另外五扇门，每边两扇，而另一扇门在走廊尽头，正对着我。

我关上门看了看手表，已是晚上十时，大使馆人员可能会在半夜回来睡觉，此时我只得等待。

我打开通向壁橱的门，拧亮手电筒。里面很大，放满了睡袍和西式衣服。我走到后部，藏在一幅贵重的窗帘后面，关掉手电筒，如果这房子真有人住，我就只好等他睡着了才摸下楼去，现在找不到更好的藏身之地，在走廊里行走太冒险了。

又过了一小时。整个情形使我觉得有点荒唐可笑，我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年青女子，半夜悄悄溜进一座假想的大使馆，为的是要通过外国情报部的这场考试。这使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做的饭菜，想起父亲用餐后躺在安乐椅上的神情，想起吱吱喳喳的弟妹。这与我以前所熟悉的生活相差太远了。

此时此刻他们都在干什么？她们是否也像我想念他们一样地在想念我？

突然，有人打开卧室的门，开亮了灯，我的思緖也被打断。我听到了脚步声和说话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尽管不能听淸楚确切的意思，但我听出来他们讲的是日语。我紧张起来，心跳得很厉害，尽量缩进壁橱里面去。我的AK-47靠在墙上。女人的声音更大了，壁橱里的灯突然亮了。就是隔着衣服，我的眼还是给灯光刺得发痛。女人大笑起来，说了点什么，大槪是关于住在开罗那六个月的种种苦恼。衣架向我滑过来，堆挤在我面前。女人换衣服时传来一阵窸窣的声音，换好衣服后又从另一个衣架上取了点什么，接着啪地一声将灯关掉了，留下我呆在黑暗之中。她的声音远去了，我不知道那男的是否会进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那男的似乎不会进来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卧室的灯熄灭了，不一会儿，一切都恢复了宁静。

我的脉搏还在猛跳，还得等上半个小时，待这对夫妇睡着后，我才能走到别的地方。我合上双眼，倚在墙上，好像是在尽力完成一件危险的差事。考虑到限定的时间，我能做什么别的呢？只有从从容容地打发时间，然后再开始重要行动。

等了大约足够长的时间后，我小心翼翼地拨开衣服站了起来。壁橱的门半开着，屏声静气地听了一会儿，我便推开了门。此时我的眼已习惯了黑暗，能淸楚看出牀在十五英尺开外的地方，上面两个人的身影朦朦胧胧，那男的已是鼾声大作。我爬过地毡朝厅门移动。

突然响起了喘气声，我翻转身来见那女的已从牀上坐了起来，一会儿，灯也亮了，讨厌的灯光照得我痛苦地直眨眼睛。

「不许叫！」我用日语厉声喝道，然后拔出手鎗，向她逼近。她是个中年亚裔女人，烫着时髦的西式发型，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杏黄色睡袍。她微张着嘴，用手捂住脸，当我离她只有几英尺远时，她突然笑了起来，并放下双手。

「行了，」她用韩语说：「到了这一步，我们不是死就是不省人事了，就当我们被消灭了吧！」

我迟疑了一下。「别担心，玉花，」她安慰我说：「我们知道你迟早会来的。你没对我开鎗，我很感动。」

我在面罩后笑了。「希望你至少能将灯关掉并保持安静，行吗？」

「当然可以。」她答道：「祝你顺利！」

整个过程中，那男的一直在打呼噜，好像什么也惊动不了他。我收好鎗走到门口。灯熄灭了。

我悄悄来到走廊里，还剩下几盏灯没关，发出幽幽的亮光。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楼梯旁，这楼梯转弯下去通向下面的一楼。梯子是大理石做的，我穿着软底鞋走在上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握好手鎗，轻步下楼来到一间宽大的前厅，与坐在前门的桌子旁的衞兵打了个照面。

我们同时发现了对方，但他还来不及动手，我就抬起手鎗对着他连开了几鎗。彩弹射在他前胸衬衫及左边面颊上啪嗒作响，不一会儿，他冲我咧嘴一笑，就「倒」了下去。

我站在楼梯脚察看四周的情。灯光昏暗的走廊可分为左右两边，每边都排着很多扇房门。左边走廊的尽头是图书室，该室的门已关上。从门底下看去，不见一丝光亮，估计已没人在里面了。就在那时我抬起头来，发现一个闭路电视的镜头正转过来快对准我了。我立即趴下，躱过它的视线向墙角滚去，停下来时发现一只电眼就镶在我头上几英尺高的墙上。我的心又猛跳起来，我办事还是有点毛躁，再出一个差错可就完蛋了。当摄影机镜头摇过去对着另一个方向时，我站起来冲到走廊上朝图书室跑去。门锁上了，我在摸索着撬锁的工具。过了好一会才撬开门进到屋里，然后随手关上了门。

记得保险柜是放在门边的一幅画的后面，我拧亮手电筒往墙上照了照，停在那幅水彩风景画前。拿开画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保险柜就在那儿。

我放下背袋，取出金属探测器对着保险柜门。一边拨数字，一边听着转筒的声音，听到咔嚓声就拉一下。不一会儿，保险柜打开了。

伸过手去一摸，只找到一张纸条。我一把抓起，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

「玉花，」上面用日语写着：「你已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今早见到雷宏教官时，尽可能将原话向他复述，祝一切顺利！」

我把纸条放回原处，关上柜门，旋动号码把门锁上，心中一阵欢喜。把画挂回了原处，终于能成功地完成这种荒唐的任务了。

就在那时，我听到砂砾地上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向大使馆开来，我不由大吃一惊，马上熄灭手电筒跑向窗户。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突然想起来了。我可以避开摄影机，但衞兵的「尸体」当然瞒不了人。

吉普车猛地一煞掣，发出刺耳的尖声，两个男人跳下车来。听到开前门的声音，我猛然意识到要马上脱身。

我推了推窗，所有的窗都锁上了。实际上像是漆封的一样，木窗框是折不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我刚才来的走廊上冲出去。

走廊里已响起了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撞开了。我马上蹲下来等待着。屋里很黑，他们看不到我。我握紧手鎗，作好了准备。

突然灯啪地一声亮了。我马上打出了几鎗，击中了两名在外待命的衞兵。他们扔掉鎗倒在地上，身上满是红色颜料。我站起身从他们身旁冲过去，一边跑一边往手鎗里压子弹。

我还记得前厅里电眼的位置，所以避开它的视线，从下面滚了过去。其实我不必如此。这两个衞兵很明显已让全馆的人知道了我的到来，我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和外面的叫喊声。我冲出前门，全速穿过平台向草地跑去。大门口肯定有人在把守，唯一的希望是照原来的方法从某个地方攀墙逃出去。还只走了几公尺，一队巡逻兵从房子那一角包抄过来了，他们一共三个人。衞兵们趴在地上，架好了机关鎗，我退到多利斯柱子后面，一排彩弹射在我身边的石头上。我一只手从背上取下AK-47自动步鎗，朝他们一阵乱射，另一只手仍紧握着手鎗，然后穿过平台，一边不时向他们打几鎗。听到一声痛苦的惊叫声，肯定又打中了一个，我跑到平台的尽头，翻过栏杆，在草地上狂奔。两名衞兵一边穷追不舍，一边用机关鎗扫射，几颗彩弹打进我脚边的地里。我一边跑，一边回身用AK-47向他们反击。虽没有打中，但他们却不得不趴下，这给我一点时间。我到了墙边，高墙的影子遮盖着草地，借着夜色的掩护，我沿着墙跑了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给AK-47上好了子弹，拿出绳子往墙头扔去，让钩子抓住墙壁。把背袋和AK-47背在肩上。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狗吠声，我的血都要凝固了，那些狗刚牵出来，狂吠不止，来势汹汹，离我愈来愈近了，我吓得马上往墙上爬，双臂软弱无力，脚刚踩上石头又往下滑。听到有人大叫一声；他们肯定是看到我了，狗愈跑愈近，我拼命爬上墙头，气喘吁吁地从另一边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不一会儿，狗狂吠着来到我刚才呆过的地方。

我喘了口气，然后朝松林跑去。右手拿着手鎗，等着衞兵的出现。在我离房子的东南方约三十英尺远时，果然有一队巡逻兵摇摇晃晃地闯入了我的视野。我大叫一声，向他们扫去七、八发子弹，一边继续往前跑。他们进行了还击，但我继续猛烈射击，直到子弹打光为止，士兵们倒在一堆，身上满是彩色颜料。

「干得真漂亮！」从他们身边跑过时，我听得有人这么说。我急匆匆地钻进了树林，用空着的手摸出手电筒来照路。我感到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知道停下来休息一会是绝对必要的，但我想先离使馆大院远点儿再说。尽管我不愿用手电筒，但现在别无选择，否则我可能一下就撞到树上去了。

走了好几百码后我才停下来。一下子靠在树干上，关掉了手电筒。一生中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透不过气来，心跳到了喉咙。我迷迷糊糊地给手鎗压上子弹，不知道过多久自己才有力气继续赶路。

没多少时间容我来作决定。不一会儿，我就听到远处传来了狗吠声，我本能地猜出他们是顺着我的踪迹追过来了。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往前走。这些狗肯定是让人牵着的，所以只能和它们的主人走得一样快。我重新拧亮了手电筒，在树林中东躱西闪地往前走。还要过几分钟它们才能嗅出我的气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有足够时间将他们甩掉。

又走了四分一英里，来到了一条小溪旁。这条溪只有三、四英尺宽。我跳下去，涉水向上游走去，我的腿感到溪水冰凉冰凉的。顺着小溪走了几百英尺，我跳上岸，走进树林，想找一棵树爬上去。幸亏松林里多的是这种树。

五分钟后，我已爬上了一棵巨大的落叶松树顶。仍可听到远处的狗吠声，甚至可看见从手电筒射出的闪烁亮光。追我的人，像是真的寻到了我的踪迹，但在小溪边又失去了方向。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们停止了追踪，返回使馆大院去了。

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甚至是哭了好几分钟。真是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抬腕一看手表，已是凌晨二时二十分。我还有几英里路要走，剩下的时间已不足四小时。我从树上下来，拿出指南针和手电筒。该动身赶路了。

我一步一步，机械地往前挪动。由于前段时间浑身是汗，现在经晚上的凉风一吹，身上冷冰冰、湿漉漉的。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了紧迫感，大脑一片空白，只是闷闷地往前走去，相信自己马上就可回到营地了。

当我好不容易来到景山时已是早上五时。我的双腿，尤其是膝盖和踝骨，一阵一阵地作痛，我感到自己发烧了。我一步一拖地往山下走去，最后终于回到了院子里。这时，我几乎高兴得要哭了。一心希望能在牀上睡上一、二天。我打开门，跌跌撞撞地进到屋里。

雷宏和明安一边坐在里面等我，一边在沙发上打瞌睡。我进来时惊醒了他们，看到他们的眼里满含着期待之情。

但在那时，我只能像机械人一样重复着那些几小时前铭记在我的脑海里的话：「玉花，你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今早遇见雷宏教官时，你尽可能向他复述原话，祝你好运！」

我最后看到的是雷宏的微笑，然后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一天后，所有的报吿分析完毕，他们决定给我实地测试九十八分。这是有史以来最高分数之一。不能拿满分的唯一原因是我开鎗打死了那么多衞兵，引起了一场大骚乱。

5

从我被选来当特务到炸毁858航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给我分派了两次任务，用以测试我是否已具备当国际间谍的能力。

到一九八四年七月时，我已能熟练地进行持械或徒手搏斗了。一天上午，郑特务开着那辆黑色的平治轿车来找我。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好休息，在图书馆阅读《金日成历史》第二十六卷。吴姬把郑领来找我，见到他我大吃一惊，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玉花同志，」他和蔼地跟我打招呼并伸出手来说：「很高兴又见到你，听说你在这儿的表现很不错。」

「谢谢。」我回答，握了握他的手。

「我要你在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李，」他又说：「只带几件衣服就行，别的不用带。收拾好后出来见我。」

「行，」我尽量掩饰住自己的不安和惊讶。「我一会儿就好。」

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坐上平治车奔驰在山间的路上了。郑客气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但只字不提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以及去的原因。我很担心他们是否要把我从基地淸除出来，再流放到什么地方去──这也是北韩人突然被党的官员召见时常有的心情。不过，尽管郑不露声色，仍可看得出他情緖很好，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逮捕了。

到达情报局总部后，他带我去会见一位姓邝的部门长官，此人个子高?，年纪不大，头上有点过早地秃顶，尽管是在室内，他还是戴着一副太阳眼镜。他的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们一进去他俩就站了起来，那个老人起身时显得有些吃力。

邝长官给我介绍说他叫金顺一。「外国情报部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务之一，玉花，你要像对待自己的爷爷一样待他，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还很长。」

我们都入坐以后，邝开始说明召见我们的目的。「金先生，金小姐，你俩下个月要出国一趟。玉花，对你来说，这次主要是积累实战经验。你此次将去欧洲和亚洲的许多个城市，我想让你以隐瞒的身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实习一番。该是让你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了，希望你在出国期间，仔细地作些笔记。这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证明将来你能胜任一些绝密任务。」

「你们要扮成一对出国旅游的日本父女。你俩熟谙日语，游客的身分将是你们欧洲之行的最好掩护。你们将去莫斯科、布达佩斯、维也纳、哥本哈根、法兰克福、慕尼黑、日内瓦、巴黎、澳门、广州和北京。在共产党国家，你们使用北韩大使馆的护照；在西方国家，你们使用日本护照，名字是峯谷真一和峯谷真由美。真一的身分是Ohoi运输公司的副总经理，真由美的身分是Yaoyama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取得了家政专业的学位。我们将给你们一份详细的个人档案资料。目前先说说主要内容。」

「玉花，此次出国的最后一段行程将由你单独完成。离开欧洲前往中国时，顺一不再与你同行，他得在欧洲多呆一天，完成他的任务后再飞往汉城。你单独前往中国。一方面的原因是万一有人注意到你俩，这一举动就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可以考察你独自应付局面的能力。」

听了他的话后，我愈来愈激动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好像是无穷无尽的训练以后，我终于被派往战场！在景山基地有多少特务要等上十至十五年才接受到第一项任务，而我只等了四年。不用说，我当时对此也非常担心。他们对我如此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唯一的出国经验就是曾在古巴生活过，然而绝大多数北韩人却从未出过国。这一行程所包含的各种细节──上机场、住酒店、兑换钞票──都是我不会处理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还是以敌国间谍的身分非法进入西方国家。

※※※

在准备出国的那几个星期中，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日本的时装杂志，看日本电影，以便使我的衣着、化妆、举止尽量看似一个日本女人。我还看了许多国际旅游指南。有了这些信息以后，我感到有信心一些、老练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务，就像我们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传奇式的苏联国安会和北韩特务一样。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当许多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在盼望成为家庭主妇时，我却在周游列国了，完全没想到以后的岁月中我的感触会大不相同。

这次行程中的旅欧印象现在已有点模糊了。我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后得出了什么印象呢？那些城市干净整洁、设施齐全。那里的一切使我大为惊讶。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商店里那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商品。尽管我对那些珠宝之类的奢侈品还很陌生，但对那里食物品种之丰富却是惊奇不已！真是太多了！

然而，老实说，那时我脑子里还是保留着我所受的教育及其观念：欧洲城市是腐朽堕落、低级庸俗的。更使我厌恶的是，在哥本哈根和巴黎竟到处可见出售色情商品的店舖和满街游荡的娼妓。在瑞士，我还看到了奢侈之极的另一面──貂皮大衣、丹拿豪华轿车、钻石耳环等。我所受的二十二年的教育吿诉我西方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因此，我也就用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个新世界。

妨碍我欣赏这些城市的另一原因是我们伪装的身分。这趟出国我既为之感到新鲜又觉得有一种困惑，有时甚至是提心吊胆。我心里总是想使自己装得更像日本游客一些，符合自己要装扮的身分。尽管顺一和我参观了这些城市的主要旅游点，而这也是一些必须的掩护性措施，但我一见到警察就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尤其是日本游客多的时候，他们中还有人想与我们攀谈，我就更为惊慌了。因此，在整个行程中，我心底里都充满了紧张感。

尽管如此，欧洲美丽的景色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瑞士，简直美丽极了。我第一眼见到阿尔卑斯山就爱上了它。我们住在日内瓦湖畔的酒店就像明信片上画的一样风景宜人。还记得在酒店附近我们碰上了一羣印度游客，他们好奇地用手摸着雪，好像从来没见过雪似的。

他们给了我们一万美元的费用。回北韩时，得带些礼物送给部长和其他上司。我知道这在外派特务中已形成了惯例，他们自己也感到出国观光是一种荣耀。那些小礼物──像原子笔、打火机之类只是日用品而已，在西方人心目中算不上什么，但在北韩却十分稀罕。严格地说，除非是执行任务的需要，否则我们不能为自己花钱。可金先生还是给自己买了一只昂贵的镀金手表。在北韩，手表是贵重的物品，拥有一只表则是受尊重的象征。金后来吿诉我这是他家人认为他买得最好的一样东西。

在日内瓦，我曾经想买一个美人鱼雕像，可这个雕像是裸体的，我知道买下它也无法带回平壤。于是我买了条项链，尾上有一个镀金的十字架。我买时本来是无心的，可金顺一见我戴上时尽管一言不发，还是忍不住瞪了我一眼。但有趣的是：回国之后，邝长官还表扬了我一番，他认为这样做可使我的伪装身分更完美。我当然没说我买下它纯粹是出于个人喜好。

我必须承认，如果我身上真的还具有特务的「气质」的话，那么在到了瑞士以后，这种「气质」却消散了不少。这儿的风景像童话世界一样美丽，我简直是流连忘返了。

金先生和我要在巴黎分手，然后各奔东西。我们以游客的身分在一起相处了几天。在巴黎所见到的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较深，妇女们装扮时髦，四十来岁的女人还打扮得像二十岁的姑娘一样大胆。我同时也十分欣赏那些宏伟的旧建筑物。可是当我在路上行走时，一个擦身而过的骑电单车的人抢走了我的钱包，使我所有的喜悦一扫而光。尤其是后来坐计程车时，由于我们不懂行情，被司机骗去一百美元，更令人懊丧不已。

整个旅行过程中，金顺一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虽然我们在酒店里同住一间房，但他从未对我有过任何不轨的行为，连暗示都不曾有过。出发前，我曾经有些担虑，并且暗下决心，只要他稍有不逊，我就用学到的武功把他打个半死。顺一虽是个老间谍，但他年岁已高，我肯定可以对付他。可是与我的担心相反，他就像亲生父亲一样待我。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有这样一位出色的、经验丰富的老特务陪伴左右。在我伪装的身分出现纰漏，我表现得惊慌失措时，有他来及时相助，我感到安心极了。他来过欧洲多次，具有一种由经验积累而产生的充分自信。

尽管上司指示我们不得互相打听身世，但要完全不谈及个人的事也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金顺一结过婚，几个小孩都已长大成人。他在情报局已干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前执行过很多任务，到过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他虽然也可能杀过人，但我能感觉出来：在脆弱、老朽的外表下面，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大约六十八、九岁，患慢性胃病。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我们彼此间的关心就不仅仅是职业上的需要了。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互相爱护。

离开巴黎时，金送我到戴高乐机场乘飞机往澳门。尽管我对自己独自前往不无担心，但我尽量忍着不表现出来，我不愿金在回国后写给上级的报吿中出现有我哭着鼻子的字眼。

「请多加小心，玉花。」我们走到检查口时他说。他不能再送我了。「郑特务将在澳门接你并安排你去广州。吿诉他我将于九月二十六日去见他。」

「祝一切顺利，顺一。」我一边回答，一边抱住了他。「我们还会见面吗？」

他笑了笑。「我该退休了，」他说：「但我希望我们能再见面。」

当然，我们后来还是相会了，只不过是去执行一项更为可怕的任务。

※※※

后来几年里，我才知道与我分手以后，金顺一有一次在南韩险些未能逃出来。在接头的前几分钟，他与汉城的接头人的事情败露了。他的接头人，正被南韩特务和警察追捕，但此人设法跑到了一家美容院中，在被捕前开鎗自杀了。顺一立刻动身逃离汉城。他刚逃出来，当局就封锁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道路和出口。很明显，南韩当局已发现了他。这件事在平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怀疑情报部的内部是否出现了敌方的间谍。

可我那时在澳门，只顾执行自己的任务，对此一无所知。郑特务在机场接我，他花了几天时间陪我游览这个小岛。他说，如一切顺利，我将被再次派来澳门，以便完全熟悉当地的情况。像香港一样，澳门也是块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到处可见赌博场所和昂贵的酒店。但这儿是亚洲地区，我没有产生在欧洲那样的陌生感。

真正的个人历险是郑送我去广州后开始的。此后的一周里我就是真正一个人了。

幸好，在中国我没有感到像自己担心的那样陌生，它毕竟是北韩的邻国，同时又是共产党国家。我好奇地观察着普通人的生活，发现他们过得远远比北韩人好，我既深受鼓舞又感到沮丧。看起来，北韩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中国的商店里至少商品充足，在饭店吃饭也很便宜，服务也很好。

在广州逗留两天后，我来到了北京。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看来有数百万辆。在这儿我再一次观察人们的生活情况，虽然生活水平不及欧洲高，但仍比平壤好很多。食物充足，市场上有各种小商品。我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惭愧。

离开北京时，我在车站的免税店为平壤的官员们买了一些礼物──五盒中药、两瓶白兰地和一盒铅笔。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国家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回国后，我要对这次欧洲之行写出一份评估报吿交给我的上司，这最能说明问题。这种报吿在今天看来真是荒唐之至：

去过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进一步证实了我所受的教育，加深了对这些国家的认识。那里只有少数人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普通平民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那儿是人间地狱，这是千真万确的。

与大街上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住在小街小巷里的人民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我见过豪华的大酒店，只有资本主义的猪狗们才能经常去享用，他们榨取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就连他们喂养的狗，穿得都比劳动人民还好，它是腐朽没落、悲惨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为北韩人民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和学习，不必为日常生活需要而操心感到自豪。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和保卫祖国不让敌人侵犯的决心比以往更为坚定。

为伟大领袖效忠，完成分派给我的任务是我的殊荣，我为自己能有幸生长在北韩感到无上荣光。

他们还要求我写一份自己与金顺一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表现。按要求特务们要互相监督，小心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不在报吿中对自己和金顺一作些自我批评是不可想像的事。

不用说，要想出这样的话来还真不容易。

6

凡是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的特务都要接受三个月的思想教育，重新强化他或她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奇怪的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怀疑或忘记欧洲国家那种欣欣向荣及人民无忧无虑的景象。心里不断回想起那些商品充裕的商店和衣着讲究的人民。

淑姬对我出国执行任务不无嫉妒，但见到我回来又非常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谈了很多，能再和她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本来不允许与别人谈论在国外的见闻，但我做不到不跟她说我去过哪些地方。那时我已开始学中文，因为下达了一项新的规定，任何特务都得掌握三门外语。几个月后，淑姬和我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广州学习更道地的中文，然后，再去澳门实地训练六个月。听说要出国我俩高兴极了，尤其高兴的是这次我们能两人一起出去。

在广州，我们住在特务庞常的家里，他帮助我们掌握广东话的要领，让我们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儿天气非常热──气温常常是华氏一百度──街上挤满了人。每到周六，张雷就要对我们一周来的工作情况进行小结，确保一切进展顺利。

这一年过得很开心。我们有了较多的个人自由，主人对我们照顾得既周到又体贴，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有趣的人。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出国，淑姬和我更亲密了，我们还说起各自的童年，这些都是我们的上司所不允许的。

淑姬希望将来能结婚成家，但我对是否结婚还很矛盾，没有过多的考虑，因为党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的事业比她发展得更快。淑姬人很聪明，但并不突出，她的入选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她长得漂亮。她成家立室的意识比我要强，总希望能生儿育女，当个家庭主妇。有时她还会很不愼重地流露出对北韩政府的批评。

「就是在中国，人们也过得比我们好，」那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我们躺在牀上，一身汗淋淋的，她对我抱怨道：「欧洲怎么样，玉花？吿诉我吧！」

「你知道我不能说。」

「哎，说吧，谁会知道呢？」

我想了一会，为难极了。「不过欧洲并不是什么都好──远远不是。与北韩比较，那儿有你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娼妓、凶杀、街上的乞丐，不过，我还是有些怀念那儿。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还是被困在这儿！」

「如果派我去欧洲的话，我就不回来了。」她说。

我大为震惊。「淑姬！」

「是的，真的不回来了。我听过那儿的事。那儿的食物比这儿多得多，人人有辆小车，你能随意选择职业。」

我感到困惑不解，又对她有些生气，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的也是事实，但我绝不能鼓励她。

「我要嫁个欧洲人──尤其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我想有自己的房子，我并不想很有钱，我只想……自由。」

她大胆地泄露的心思使我替她担心：「淑姬，事实上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正在发展。有一天，北韩人也会享有这一切，而且是人人都可享有，不仅仅是富人才有资格。不管怎样，你说话可得注意些。如果让党的官员听到你这些话，你可得挨警棍了。」

※※※

我俩在中国所受的训练及得到的经历并未能为我们的澳门之行作好准备。

在澳门我们实际上是单独地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有一间公寓和一个银行户口。我们要自己支付各种帐单，买些食品杂货，有时还去夜总会熟悉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一切都是那样新奇有趣，令人眼花缭乱。

我第一次来澳门出差作短暂停留时，几乎什么也没了解到。可这次很快就熟悉了这儿的日常生活。我们不能在这交朋友，因为命令中只允许我们两人呆在一起。我们也不能外出旅游，因为上司只要求我们练习广东话，以便增强我们扮演中国人的能力。我们很有可能受到了北韩特务的秘密监视，所以一切都得小心行事。

但要严格执行纪律也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我们也会轻松一下。在夜总会，淑姬总不停地与当地的商人跳舞，我不止一次地把她从舞厅里拉出来。我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邀请，可我害羞极了，从不知道该怎么应酬。

有一次，我与一个香港来的大银行家跳舞，这人显得很想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他大约三十七、八岁，穿着非常昂贵的西服，问我一些客套的问题──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等等。我感到脸一阵阵地发红，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淑姬正在不远处尽情地同一个白种人跳舞，我一把抓着她跑出了夜总会。

「干什么呀？」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走一边把手从我手中挣脱开。

「淑姬，我受不了啦。怎么能让我们要装得像当地人却又不能成为当地人？」

「怎么了？」她感到大吃一惊，却又不无嘲讽地说：「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可真有点令人奇怪，你一直是个好女孩哟！」

「这儿的一切是如此不同。我真不知道该对男人们说什么才好。」

「你应该说：『娶我吧，心上人，带我离开这儿吧！』再与那个奥地利人多呆上几分钟我就要这样做了。」

我惊愕地望着她，由于心里几乎倾向她的观点了，所以更为震惊。「你说的是真心话？」

淑姬伸手去找一支香烟，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已养成吸烟的习惯。她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后说：「你他妈的说对了，是真心话。」

※※※

我虽然对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文化愈来愈适应了，但这些邂逅并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也许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很快被召回平壤。

回国后我获准探望家人一次，我为小弟范洙带了一架袖珍收音机，给家里的其他人也带了一些小礼物。可当我回到家中时，发现家里的气氛十分沉郁。

范洙死了。

当妈妈把这个消息吿诉我时，我手中的收音机掉在地上了，我跑过去抱住妈妈大哭起来。啊！可怜的范洙！那么可爱的小弟弟，总是那么快乐无比，笑语不断。可年仅十五岁就被皮肤癌夺去了生命。我父母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可还是悲痛万分。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对我这次回家似乎不太理会，后来才明白他并不是在生我的气。

从上次回家到这次中间隔了三年，这期间我妹妹贤玉嫁给了旅游局的一名导游。我察觉到妈妈对于我不是家里第一个结婚的人这一点颇为失望。我还察觉到自己与家人愈来愈疏远了。上司禁止我向家人说及自己的训练和任务。所以心里有一种紧张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我们彼此有多少话想互相倾诉啊！相反，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了。

尽管这样，几天后郑特务来接我走时，父亲所表现的态度更出乎我的预料。当母亲开门让郑特务进来时，父亲一步跨过去抓住郑的衣领，把他按到墙上。「你什么时候还我女儿，你这混蛋？」他大吼着，泪水淌在了脸上。「什么时候？」

「爸爸，」我又惊又怕，觉得无论如何要制止他。「放开他！」爸爸这样做会使我们家都落个被机鎗射死的下场！

爸爸松开手，郑特务很尴尬地说他在汽车里等我。

「爸爸……」我说。

「滚！」他大叫着，把我推到门口。「你不再是我的女儿了。你是他们的人。滚！滚到他们那儿去！」

7

此后这一周里，我都无法集中精神接受训练。我机械地参加着各项训练活动。在长途行军时，我发现自己有时没听指挥，踏错了步伐。我无法摆脱对家人的思念。

范洙的死曾使我大为不安；可现在我想得更多的是父母亲。我对父亲在郑特务面前的行为感到生气，可在内心深处，我又很同情他，觉得他是对的。现在我与家人就这样分开了；而且极可能是永远地分开了；正因为父亲爱我，所以他很难想得开。

那个星期六，我作了一个决定。星期天是我们的休息日，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这一天没有训练、没有课程，也不点名。如果我说服吴姬不吿发我，这一天里则不会有别人知道我不在。

星期六的训练结束以后，营地已是暮色苍茫，我在厨房里找到吴姬。她像往常一样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在营地里所有的行政人员中，她是最可爱的人。「吴姬，我得见见我的家人。」我对她说：「我想今晚趁黑走。今天晚上我就回家，明早我不来吃饭，求你不要吿发我。」

她吓了一大跳，看着我：「玉花，我会替你保守秘密，可督导员还是有可能发现的。你知道他们发现了会有什么后果。」

我何尝不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禁止擅自离开营地的。如果有人发现我失踪并报吿上去，我就会被流放到最北边的劳改营里去度过一生，也许会被鎗毙。我的家人可能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

可我不能无动于衷。也许要许多年以后我才能再有机会回家看望，我不能让父母亲在家里等那么久，何况我与他们还有一个不快的疙瘩未除掉。我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此刻我感到家庭比党或政府都更重要。最初我被党选中时，我是骄傲极了。可当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在古巴与平壤度过的年代，我感到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我虽然还为被党选中了而感到骄傲，并且愿为南北韩的统一作任何事情，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忽略自己所爱的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吿诉吴姬：「弟弟死了，父亲又很伤心，我必须去看看他。」

她叹了一口气，一脸的担心，但她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了。「如果你认为这样最好，那就去吧！」她握住我的手说：「务必小心，玉花。我不愿你有任何差错。」

我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返回自己的房间。我又把这个打算吿诉了淑姬，她和吴姬一样极为担心。

「你看，」我说：「指挥官星期天一般都不来这儿，如果万一他来了，就说你醒来时我已出去了，你不知道我去了哪儿！」

她点点头，但我看得出她并不放心，她肯定也想到了如果我执意要去，她可能也会惹上麻烦的。我坐在她牀上，把手放在她膝盖上。「她们不会对你怎样的，淑姬。」我说，希望我的话能有些作用，我又补充了一句：「你只说你什么也不知道就行了。」

她转过脸去望了望别处，叹了口气，然后又转过头来笑着说：「别担心，我的嘴巴很密。」

「谢谢你，」我翻下身，飞快地拥抱了她，然后站起来，为晚上的旅途作准备。由于夜里要赶路，我不用带衣服了，而且，我也不想拿个包袱一路碍事。我换上了一身深色的外套，带上钱和身分证。把头发拢在后面扎起来，戴上黑色的士兵帽，把帽边拉得低低的。

我走到窗口向外面看去，外面一片漆黑，再也没必要耽搁了。淑姬也站了起来，我们又拥抱了一阵：「一切顺利。」我们分手时，她又说了一句：「多加小心。」

「谢谢。我会的。」我笑了一下，快步穿过大厅走廊，消失在外面的夜色中。

※※※

营地门口有个哨岗，我从树丛里爬过去，避开哨岗，绕到远处的一条路上。可我还得提防这一带巡逻的哨兵。他们都携带着机关鎗，还牵着黑色的大军犬。我心惊肉跳地溜进了遍布山谷的松林里，朝我认准的正确方向进发。

幸运的是，树林里的林下植物很少，地上盖着一层落下的松针。晚上还算暖和，没有下雨。天空中挂着一轮半圆的月亮，可是月光几乎穿不过树叶。到处是一团漆黑。我几乎是摸着一棵棵的树干走过来的。我不无幽默地想到我这些年的训练总算派上用场了。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环绕营地的围栏边。这大约是在大门西边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哨兵是肯定看不到这儿了。但我必须翻过顶上布满了带钩的铁丝围栏。

这时我的眼睛已习惯了夜间的黑暗，抬头望去，在星光点点的夜色的映衬下，松枝已染成了黑色。离我最近的那棵树有些树枝比较矮，我抓住它们往上爬，直到高出栅栏顶部，然后顺着一根松枝慢慢爬过去，尽管它并没有伸到栅栏外面，但我可从那儿跳过栅栏。

我紧紧抓住树枝，尽量立起身子，这时我比栅栏上的铁丝倒钩大约高出三英尺，距离也有三呎，离地面大约十五英尺。像我这样的身高，这一跳可真够远的了，尽管心里害怕极了，我还是下定决心跳过去。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猛地一跳。

我在离栅栏铁钩约一英寸左右处擦了过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强忍着腿上的疼痛，我伏在地上，四处张望。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顿时僵住了。

栅栏外是一片开阔地带。地上长着高高厚厚的杂草和一排排的灌木丛。我藏在一堆厚厚的灌木丛中，等待着，几乎是气都不敢呼出。

不一会儿，一个人影出现，用手电筒在地面上一路照着，身边还带着一条黑色的大军犬。他一定听到我跳下的声音了，因为他把电筒朝我藏身的灌木丛照射过来。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用手电筒射出的光一圈圈地查看着。我紧紧地贴住地面，感觉亮光就照在我头上一两英尺的地方。我的心像打鼓似地跳个不停，暗暗地祈祷，千万不要被狗嗅出味儿来了。

他在那儿站了很久，我知道一旦他发现了我，我就得与他搏斗。如果他看淸了我的脸，我甚至得杀了他。这样我至少可以从原路返回营地，逃脱眼前的惩罚。很可能指挥官会以为他的死是外来人的袭击造成的。

我紧张极了，屏住呼吸，偷偷地盯着离我十来英尺远的那个人影。在电筒光的辐射下，可隐约见到他的面孔，可我认不出是谁来。我准备好随时向他扑过去，在他没看淸我之前把他打昏过去。当然还有那条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条狗。

突然，巡逻兵离开这里朝大门方向走去了，等到他的影子消失后，我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确信他已走远，我连忙站起来，向空地走去。我朝东北方向，与栅栏成四十五度角的方向走去，希望尽快走到大路上。我尽量小心不发出声音，暗自庆幸我的训练还是很全面的。这与在野地上的散兵坑里住上好些天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十五分钟后，我来到路边。借着灌木丛的掩护，我朝路的两头望了望。路上空荡荡的。我走到路上，开始了直奔「平壤公路」的长途跋涉。我知道大约有十英里的路程

由于受过强化训练，我能保持恰当的步调。夜更凉了，四周一片寂静。月光映照着时隐时现的山峯。一路上我只希望别遇上老虎就行。这些年我在各种各样的营地里呆过，可从未亲眼见过老虎。但在长途行军时，偶尔也见到过老虎沿着山涧小道留下的踪迹。据说营地附近的村庄里有人在晚上散步时被老虎叼走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停步。有一次听到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我立刻躱了起来。几分钟后一辆车驶过来，留下一股灰尘就开走了。我等到车的尾灯完全消失后才继续赶路。

※※※

天亮前我走上了「平壤公路」，天上出现了一抹紫色，空气中透出一阵寒意。我大汗淋漓，全身发抖。一来到主干道上，我就向南继续我的艰苦旅程。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来到一个城郊。

这时天已亮了，城市已开始苏醒。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太阳眼镜带上。现在已到了公众场所，我不得不更加小心。

市鎮中心有个小小的巴士站。我打听到这儿只有一班车开往平壤，大约在一小时内出发，上午十时左右到达平壤。下午也只有一班车返回。

我高兴能坐下来，甚至还可趁等车的工夫打会儿瞌睡。鎮上又有一些人也来等车了。

巴士终于来了，我们乘车往城里去。熟悉的鄕村、耕种的田地、成片的松林和连绵的山峯从眼前一晃而过。

离我家新居不远时，我便下了车，时间大约是上午十时。我只有四个小时了，这时候街上的人还不算多，我十分庆幸旁边没有人注意到我。

来到我家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上了楼梯，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母亲过来开了门，一脸震惊不已的神色，但马上又恢复过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贤姬，」她轻声念叨着，把我抱得更紧了。「你回来干什么？郑特务呢？」也不等我回答，她就放开我走回房里，叫我父亲和弟弟：「我们的贤姬回来了！」

父亲从他和妈妈的那间卧房里走出来，神色疲倦，面容憔悴。可一见到我，脸色就开朗起来。

好像上次离开的情景刚发生似的，见到父亲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我做错什么了？」

他对我的生气似乎大为吃惊。他避开我的眼光，拖着脚步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说：「贤姬，你没做错什么事。我只是很难接受你现在这种身分，很难舍弃对你的感情。」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哀，我感到气全消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属于党了，」他抬头迎着我的目光回答说：「从血缘关系上说，你当然还是我们的女儿，在我们心中也将永远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已经成为党的女儿，不是我们的女儿了。不承认这一点是愚蠢的。」他淡淡地笑了一笑，好像是私下开玩笑似的。「本来，你妈和我应该为你被党选中而感到光荣，但在感情上我们却很不容易接受。我们都很爱你，贤姬，可从现在起，我们这一辈子能见到你的次数要减少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妈和我只希望你将来能找个好丈夫，住在我们附近，我们能与孙儿们共享天伦之乐。可这种日子不会有了。现在贤玉成了寡妇，还有……」他叹了一口气。「嗳，真难啊。」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我原来生他的气而惭愧。我又一次感到入了党好像就背叛了家庭。今天回想起这一切，心中不禁充满对北韩政府的刻骨仇恨。在他们那些人看来，我们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都应该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党」和「集体利益」作出牺牲。为什么我们就像第一代马列主义者们那样，互相之间只称「同志」，连一点亲情都没有呢？

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我这时已是特权阶层的人物，一名羽翼丰满的党员，这是每个北韩人梦寐以求的身分。这有点像当神父──听起来崇高尊贵，但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我与家人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翻看着以前的相片，谈论着今后的打算。至少在那时，我要求退党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只能使全家蒙受耻辱。但我也明白如果在集训营里度过一生，我也会枯萎凋零；我不是没听说过有些特务在执行了一项特别危险的任务以后，会获准退休回到家人身边。

母亲像往常一样给我做了一顿丰富的午餐。家里的气氛似乎好了些，爸爸看起来也恢复了常态。可妈妈的脸上还是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我心里明白，她比父亲更不愿意见到我离去。

眼泪汪汪地与家人吿别之后，我就出门去赶巴士。我感到所有的感情都已经干枯了。但从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了某种安慰，庆幸自己回过家里。一切都还顺利，至少到眼下为止是这样。

前晚的疲劳向我袭来，我坐在汽车上直打瞌睡。到达营地附近那个小鎮的时候，我正好醒来下车。我的脚和腰都酸痛起来，可我别无他法，只能赶回营房。

※※※

我一路走，一路想会不会有人发现我今天不在。如有人知道了，那他们肯定已经出来追我、抓我了。也有可能他们会在我回营地的路上埋伏着，随时把我抓获。我顾不上浑身的酸痛，艰难地往回赶。早上晴朗的天空不见了，头顶上聚着灰暗的云团。

黄昏时刻，天下起了雨，不一会我全身都湿透了。有两次我听到汽车声音，两次都得躱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我的右脚起了一层水泡，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雨愈下愈大，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倒下来，雨点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我知道这雨一时半刻停不了。

大约八点钟时，我见到了远处的检査哨岗。天空灰蒙蒙的，还没有全黑下来，有时我不得不在地上匍匐前进，以便不被发现。地上全湿透了，我一身都是泥水。这时我已精疲力尽，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我只想快快回到房里，久久地泡一个热水澡。

靠近栅栏时，我停下来向四周望了望。附近不像有哨兵，我从树枝上攀过去，爬上了栅栏。我根本没想过会找不到一棵树来支撑我越过栅栏，所以只好冒险爬上带铁钩的栅栏。爬到顶上以后，我抓住身边的一根朝营地里面斜着的柱子，爬上去以后，脚放在栅栏连接处，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手支撑着自己倒立起来，把腿摆向营地里面，用手一推柱子，身体就从栅栏上面越过来了。身子从空中甩过去时几乎擦着铁钩，我这个筋斗翻得很大，落下来时，手和膝盖着地，倒在泥水中。我竟奇迹般地一点也没有受伤。只是过了很久才恢复体力，继续赶路。

我从松林中爬过去，朝着有隐约灯光的方向前进。很快就到营地边缘了。幸好附近没人，我一直跑到宿舍，从前门进到房里。我感到如释重负，幸运之至，真想大喊大叫。

淑姬正在房里看书，我进屋后她才抬起头。她突然一边拍手，一边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大声吼着，一边剥下衣服。

她用一只手遮住嘴，笑得更厉害了。「你看看自己这副样子吧。」她仍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气恼地跑到挂在门上的镜子前一看，自己脸上全是泥巴，头发从帽子里散落出来，贴在脸上。「瞧你，」我脱去身上最后一件衣服，拿条毛巾围在身上。「有没有人发现我今天不在？」

她止住笑，可脸上的笑容还未消失。「别害怕，没事。这儿一整天像死一般地寂静。吿诉我怎么样了。」

「哎，淑姬，我都不知怎么说，真是……一言难尽，有时我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

我仔细地洗了个澡，细细体验着热水浸透全身的感觉。极度的疲劳和热水的芳香几乎使我睡着了。我眷恋地站起来走出了浴缸，擦干身子，朦朦胧胧地来到卧室里。只见到淑姬一脸严肃焦急的表情。「玉花，」我一进来她就说：「你回来得真及时。郑特务刚刚来了，他在客厅等你。」

「郑？」我说，心里一阵惊慌。「他没发现，是吗？」

「没有。不像是为这事，」她说：「至少我这样认为。我想大槪是有任务。和他一起还有个老的，叫金顺一。」

「金顺一？」

她点点头。「快点穿好衣服。我吿诉他们你很快就出去。」

我心里直打鼓，赶紧拿上干净的衣服，用梳子梳了梳头发，半跑到客厅。郑先生正在桌子那一头与金顺一谈话。我一进来，他们都站了起来。

「玉花，」郑说，脸上笑着。「还记得这位金先生吗？」

我微微鞠了一躬。「当然记得，真高兴又见到你，顺一，请坐。」

我们都坐了下来，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给金递上一支。两人都抽起了烟。

「好了，」郑说，口里一边吐着烟。「毫无疑问，你对我们这么晚来这儿肯定感到奇怪。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只想问你能否准备一下，十五分钟后离开这儿。」

「就走？」我说，大吃一惊。「当然可以，可去哪儿？要多久？」

「我先从你第二个问题说起，」郑说：「你要收拾好一切个人物品，很可能你再也不回来了。」我的血一下子都凉了，以为他已经知道了我「擅自行动」一事，即我未经允许擅自离开营地的事，现在要客客气气地逮捕我。可当他再往下说时，我的害怕就消失了。「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只能说是去平壤情报部总部大楼。已给你安排了任务。」

8

轿车飞快地奔驰过平壤空旷的街道，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车顶。城里的大部分人已进入梦鄕，外面见不到一个人。

我们很少说话，郑坐在前排司机旁。司机身材粗壮，灰色的面孔，小小的黑眼睛，路上一声不吭，面部表情严峻，像永远都要这样。我坐在后排，旁边是金顺一，他也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外默默沉思着。

终于来到了外国情报部的地下车库，它与旁边的建筑物没有多大区别；如要从前门进去，得先穿过一个小院子，里面装有监察器，门厅里站着两个武装警衞。

然而今晚，他们带我从车库那里的楼梯上去。这么晚了，里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情报工作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停的。郑领我们到了一个电梯，进去后他按了一下「6」字，电梯就上去了。「你将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边说，一边望着电梯指示灯。「金先生见过他好几次了，但你是第一次见他，我相信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长官。」我回答说。我现在迫切想知道的是要分派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到了六楼，我们走出电梯，郑领我们穿过白色的大厅来到里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警衞坐在办公桌后，他身后有一扇门，我们一进去，警衞就站了起来，郑向他出示了身分证，衞兵点点头打开门，示意我们进去。

里面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一头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另一头则放着张咖啡桌。房里没有窗，里面亮着令人不安的日光灯，像是在图书馆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动作轻柔无声，像猫一样灵巧，我感觉到他一定是位久经沙场的特务。「玉花、顺一，」郑说：「这是主任，你们听他的吩咐。」我向主任敬了个礼，他和顺一寒暄了几句。看来他们很熟，然后他招呼我们在咖啡桌边坐下。郑特务却走到门边去了。「两位同志，祝你们顺利，」他一边说：「这次是绝密任务，连我也不应该知道，祝一切顺利。」他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咖啡桌旁坐下，主任慢慢踱着，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包香烟，递给顺一一支，顺一接了烟，主任又递给我一支，我谢辞了。我从不抽烟；况且我现在紧张得很，只想把手放在身子下面坐着，等着会面结束。

主任给自己和顺一点着了烟，坐下来，靠在他的椅子里。「两位同志，」他说：「我先说结果，你们的任务是去毁掉一架南韩客机。」他停了一下，让我们明白他的话。我心里惴惴不安，眼睛直望着他。

「这个命令，你们也许该知道，是由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本人签发的，也就是说，亲笔写的。」他又停顿了一下，确保我们明白这一消息的分量。我几乎要坐不住了，金正日本人写的命令意味着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

「这项任务实际上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本人的旨意。」主任继续说：「我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外国情报部所接受过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将维系在这个任务上。」

「因此，你们必须毁掉这架南韩飞机。南韩这个国家，你们知道，这些年来一片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的政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乱过，他们的宪法又修改了，今年年底要举行大选，干掉这架飞机的目的就是加速他们的混乱，最后阻止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别的国家由于担心飞机失事，或者运动员到了汉城以后会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便不敢拿运动员的生命来冒险了。」

「这还只是个开始，如果成功地阻止了奥运会的举行，加剧了南韩的政局混乱，那就为我们韩国的统一制造了机会。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目标。如果你们两位同志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你们将成为我们民族当之无愧的英雄。」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感到既恐怖又担心。为自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大吃一惊。我承认当时一丁点儿也没想过它在道义上的问题，杀害一百多条无辜生命的后果，所牵涉的个人或者广义上的道义问题。这一破坏纯粹是一项技术行动，是为了实现韩国统一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步骤而已。考虑到我一生中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我还会有别的信念吗？现在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即使我们这样做是不自愿的，我们的责任会有所减轻吗？

「现在没时间说及细节，」主任又说：「我只给你们说说大致的计划。你们从平壤到莫斯科，然后去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那儿呆上几天，你们装成一对出来度假的日本父女，然后去贝尔格莱德，在那儿还是装成游客。这样，你们的护照上就盖上了许多城市的印戳，这对你们的伪装有利。」

「你们从贝尔格莱德去巴格达，那儿就是这架飞机的出发点。有两个人在那儿与你们接头，他们给你们送来毁掉飞机的炸药。飞机在巴格达起飞之前，你们把炸药装到行李中，上机后放在头顶上的行李舱内，把爆炸时间设定在九个小时以后。该飞机继续飞往阿布扎比，经曼谷最后到达汉城。你们在阿布扎比下飞机，将炸弹留在机上，然后转乘别的班机经安曼到达罗马。到罗马后，你们再回到维也纳，在那儿的北韩使馆里呆上几天后就返回平壤。」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望着金顺一，他也望着我。我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历过多次重大任务所得到的经验以及随着年纪而增长的智慧。想到他是我的拍档我又感到好了一些。此时此刻，好像我俩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似的。

「还有一件事，」主任说：「因为这项任务的高度机密性和重要性，这将是你们自己的最后一项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以后，你们继续干这一行会很不安全，而且，你们为国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作为英雄，你可以享受党所能给予的一切享受，光荣退休。而你，玉花，可以回到家人身边。」他停顿了一下，给我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这也是你想要的，是吗？」

我望着他的眼神，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尽管在他的打量下有点忐忑不安。这一任务不仅仅是我祖国的最大希望所在，而且也是我本人的最大希望所在。此时此刻，我感到有力量去做任何事情。被我们敬爱的领袖选中担任这一任务，我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自豪和光荣。尽管我一点也弄不懂：这一使命将怎样导致韩国的统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明白政治──我只是按照表面上所说的去理解。仅仅是一次行动我就既能为祖国作贡献又能与家人团聚。「相信我们，主任。」我迎着他的目光坚定地说：「我们不会失败。」

9

随后的那些日子就好像蜗牛一样在慢慢地向前爬着，如今回想起来只不过是短暂一刻。那段时间，我坐立不安地期待着，干任何事情都集中不了精神。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复习着这些计划。在我们的飞机着陆时，我已把这次行程的每一个步骤牢记在心里了：

▲目的：炸掉南韩858班机。该机于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巴格达出发，经阿布札比和曼谷抵达汉城。

▲行动小组：（组长）特务金顺一、（助手）特务金玉花。

▲辅助小组：（组长）特务崔俊树、（助手）特务崔宏纳。

▲战斗细节：

●十一月十一日：行动小组上午八时三十分从平壤苏南机场起飞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北韩大使馆住两个晚上，然后取得两张苏联民航公司的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的机票。

●十一月十五日：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上午十一时零四分到达。在外国情报部的安全住处住四个晚上，然后前往维也纳。靠当地的特务帮助，不用护照非法进入奥地利边境。行动小组在维也纳阿帕克酒店住下，联络暗号是「Nakayama」。在维也纳，行动小组用日本护照作为身分证取得两套机票：

（1）第一套机票是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巴格达──阿布扎比──曼谷──汉城。

（2）第二套机票是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巴格达──阿布札比──巴林。这一套机票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作为圈套。从安曼抵罗马的机票，将在阿奈札比另购。在取得前两组机票后，行动小组将用电话通知巴格达的特务朴。然后行动小组装成日本游客在维也纳观光。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从维也纳起飞，下午二时到达贝尔格莱德，在大都会酒店住四个晚上，行动小组仍然装成游客模样。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离开贝尔格莱德，在下午八时三十分到达巴格达。行动小组在那儿等候南韩858航班。这段时间行动小组与辅助小组接头，接到炸掉飞机用的炸药。接头后炸弹被定时在九个小时以后爆炸，当然这一点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而作些改变。炸弹的定时由金顺一完成；但若他因某种原因不能做，任务交由金玉花完成。在晚上十一时四十五分时，登上航班858以后，将炸弹安放到头顶上的行李舱内，然后行动小组在阿布札比下飞机，炸弹留在机上。如炸弹在他们下飞机前被发现，行动小组要坚称炸弹不是他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凌晨二时五十分到达阿布札比以后，乘下一班飞机往安曼和罗马。到达罗马以后，入住一间酒店，两人仍然扮作日本游客。

●十二月一日：离开罗马前往维也纳，按计划在北韩使馆住上几日，然后在当地人员指导下返回平壤。

把旅程全部细节记住以后，我又开始硏究安放炸弹的指令。

将炸药安装在乐声牌RF-082收音机里的说明：

●将引爆时间定于九小时之后──

（1）将四个指针对准收音机炸弹右部的数字显示钟的底部。

（2）将闹钟指针指向「收音机」这个词上，九个小时后炸弹就会爆炸。

●将引爆时间定于其他时间──

（1）按上述指示（1）设定；

（2）按下数字钟的三个键设定当前时间；

（3）按下数字钟右边底部的「显示」键；

（4）按下数字钟右边的三个键设定爆炸时间；

（5）按上述指示（2）设定。

与我们同机的还有一个外国情报部的特务，有一次他把顺一和我叫到前舱仔细硏究任务执行细节。因为我们乘坐的是一趟专机，机上没有其他人员，在飞机座舱后有一个舒适的休息室，设有一个酒吧和一部自动倒带的录放系统。特务姓钱，个子不高，体重过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面部有些像喜剧演员那样地抽搐，让人感觉到他好像总是在笑。我们先就此任务的行程安排谈了几分钟，那时我也正好在默记这一行程，然后开始谈到是次任务令人不安的一面，这是在以前从未提及过的。

「政府对你们两人充满了信心，」钱说：「但是，失败的可能性不管是多么微乎其微，都不能忽略。」他掏出两包万宝路香烟，一包给顺一，一包给我。「你们看到两包烟中各有一支烟微微沾上一点黑色墨水印。这两根烟的滤嘴里已放了液体的氢化氰酸针剂，一旦咬破，里面的氰化物就会流出来，它会变成气体吸入到血管中。几乎与此同时就能致人于死地。」他轮流打量一下我俩，他面部的抽搐使这件事看起来就像个笑话似的。「如果你俩中有任何一人被捕，都应在受审前服下毒药。最终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是次任务的机密。明白了吗？」

望着注有标记的香烟以及它所包含着的瞬即死亡，我心里感到一阵恶心。金顺一向钱特务点了点头，钱已开始说话。

「我给你们两位同志一万美元。好好用这笔钱。我让玉花负责这次任务的财政。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必要时兑换成其他货币。」他把放在桌上的一个公文袋拉过来，从中抽出厚厚一叠百元一张的美钞。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钱，把它放进自己的钱包里。

「最后，」钱说：「我要求玉花确保金顺一能按时服药。」他望了一眼这位老战士，坦率地笑了一笑。「我知道你恨这种药味，顺一，我不相信你会自己服药。不过，我们需要你保持身体健康。」

「行，」我回答说，然后起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我听到休息舱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从隐约听到的话语中来看，顺一对这次行程深感不安。

「混帐，」我听他在叫：「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交战激烈的地区。伊朗和伊拉克正在打仗，从巴格达机场走私夹带炸药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一有差错，不仅仅是玉花和我有难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都会丢人现眼。你明白吗？」

「哎，」钱打断他的话：「我有命令在这，如果你对命令有疑问，找主任去问好了。」

「笨蛋，」金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在总部也说过，你们是脑袋长到屁股上了。」一会儿后，他回到坐舱。在我们出发前，他胃部做了一项手术；传言说他患的是癌症，他面色苍白，看起来身体很差，路都有些走不稳。他走到机尾的洗手间，砰地关上了门。

钱特务出来，走到我座位边。他坐在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是次任务中你的首要责任是照顾他的身体，如果他万一有什么事，你就要独自承担任务。」

「他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去。」我回答说，声音和耳语差不多。「由于服药，」他解释说：「金同志还可以多活好几年，可这次任务的压力又损害了他的身体，这样只会使他身体更差。好好照顾他，玉花，他需要你。」

我点了点头。「别担心，我会做到的。」可是我心里却远远没有像说话时这样有把握。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脸上的肌肉扭成一团，然后起身回到休息室去了。金过了一会才来，脸色比先前更苍白了，他在走廊那边的椅子里坐下。「真他妈的混帐！」他咕哝着，倒在椅子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很想睡着，可在飞机上就一直睡不着。回想起我们走之前，我和金顺一在平壤作的忠诚宣誓，那标志着我们这一任务的正式开始：

全民族充满着高度的社会主义热忱，南韩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任务开始之际，我们庄严宣誓：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们将牢记党对我们的信任和对这次行动的关注，我们坚决遵守革命纪律，互相精诚合作，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誓死保卫我们敬爱的领袖的尊严。

金和我宣誓完后在印有上述誓词的文件上签了名。

我睁开眼睛望了望他，看来他已完全入睡，嘴里还发出阵阵的呼噜声。我突然对他产生一种敬爱之情，很想抚摸一下他的面孔。

金顺一有七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都已三十多岁，结了婚，他一九八四年从外国情报部退休。但今年早些时候又被召了回来。他患胆结石多年，但八四年我与他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他显得较为健康。过去这几天里他常对我说，他很喜欢退休后在离家不远的水塘钓鱼的那些日子。我知道他也巴不得早点完成这项任务了事。

我还想起我从训练营突然离开，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没有时间与人们一一吿别的情景。我曾经默默地祝福淑姬，希望能再见到她，我去了吴姬那儿与她吿别。她从屋里走出来，先是搂着顺一，像是拥抱似的。「要平安归来，听到没有？」她说，眼睛里泪水涟涟。然后转向我，看了我好一会儿，说：「祝你平安！玉花，我会想念你的。」

听到这话，我颇为吃惊。「吴姬，我又不是要永远离开你。」

她带我来到厨房，叫他们等一会。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拥抱着我说：「玉花，我想如果你不是这么漂亮就不会这么为难了。可是你的美貌和聪明使他们舍不得放弃你，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让你安定下来，结婚成家。」她放开我，盯着我的眼睛。「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祝你好运。」

我自己眼中也满是泪水，只是木然地向她点头，然后就走开了。我知道再留多一会儿，就会完全失去控制。

回到眼前的一切之中，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来，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好人。想到这一切更促使我盼望着早日完成这项任务。这样，我就能对得起这么多人对我的期望。好像我的一生，从出生到此刻，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似的。

※※※

此后的几天里过得更慢，更难熬。在深入苏联境内的途中飞机在半夜里加了一次油，地上覆蓋着一层白雪。小鎮上的几处灯光更增添了此地的偏僻与荒凉。然后我们到达莫斯科，行程匆匆，逗留了仅一天，就前往布达佩斯。

和莫斯科一样，布达佩斯的冬天也已来临，我们是在深夜到达的，布达佩斯的大使馆没接到我们到来的通知。很明显，我们这项任务的机密程度极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金用密码给大使馆挂了一个电话，电话转到了一个特务那儿。半小时以后，使馆的汽车司机到达机场，把我们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得在那儿呆上好几天。至少他是这样安排我们的。过了一会，这个人说他才接受这份工作，对布达佩斯不太熟悉。这时已飘起小小雪花，我们在空无人影的街道上转了几个小时才找到那个安全的地方。此时已是凌晨三点，金和我马上就睡着了。

在布达佩斯这几天里沉闷得令人无法忍受，金顺一衰弱之极，疲惫不堪，天天足不出户。因为此时我们还不是真正的游客，出去也没什么可做。我出门在附近转了一下，想看一下这个新的城市。可这几天天气恶劣得很，我不禁感到十分沮丧。电视也不能给人什么宽慰──电视节目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负责这个安全住处的特务是个姓全的中年男子，他有个叫丽奥的漂亮妻子，她总是给我们做异国风味很浓的饭菜。我大部分时间和她聊天，由于不能谈及我们双方的秘密，所有的谈话也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目前要着手解决的最大难题是怎样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非法进入奥地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人跟踪；但至今没有人给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在平壤的上司没有给予明确的安排指示，那就只能依靠全特务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按计划出发的前一天，全大早就出了门，说他要做一些侦察工作。金这天感觉好一些了，建议全的妻子陪我们一起出去观光。每经过一家咖啡店，金都坚持要停下来，说他口渴。我生气地说他应该带瓶水出来，像他这样胃不好的人竟然还要喝咖啡！「住嘴！」他也恼火地说：「我已活够了，死之前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不一会儿，金就走累了，我们不得不返回安全住处，全早已回来，得意洋洋地吿诉我们他已找到送我们进入奥地利的办法。「明天再去操心吧，」他说：「今晚我们去希尔顿酒店吃西餐。」

在去吃晚餐的路上，我有机会更仔细地看看布达佩斯了。尽管匈牙利也是多年的共产党的国家，但这些年来，由于改革的结果，已转向了一条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食物、衣服及种种高级豪华商品比北韩要多得多，最使人目瞪口呆的还是在我们参观跳蚤市场的时候。那儿出售的各式各样的物品使我惊奇不已。我一件接一件地挑来挑去，就是摸一下也是享受。金看出我的心思，给我买了一条裙子，我马上想到要给妈妈和贤玉各买一条，丽奥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提出再买一条，并将金买给我的那条一起寄回平壤。我兴奋地抱着她亲了一下，盼望有一天北韩也能有这样的生活水平。

我们这顿晚餐好极了，这样高级的晚餐即使是北韩的高级官员也没享用过。我像上一次来欧洲一样尽情享受着美味佳肴。

第二天天气很冷，又下着雨，全说他将亲自开车，用他的外交车牌和他本人的外交护照送我们过奥地利边境。这样，我们就可毫无麻烦地进入奥地利。我们乘车穿过农田来到边境，在匈牙利边防检查站停下车，全向衞兵出示了我们三人的护照，他自己的放在上面，衞兵就挥手让我们通过了，不一会来到奥地利边界检查站，一阵工夫就进入了奥地利。

这下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全将我们的日本护照交给我们。从此我们就要用这个护照了。一路上，欧洲风格的建筑物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房子都很大而且看来比北韩的房子结实坚固，风景十分优美，这使我记起了上次来欧洲时看到的阿尔卑斯山的宏伟景观。

到达维也纳以后，我们在一家旅行社门口停下车，金进去确定我们在阿帕克酒店预订的房间。他去了近半个小时还未出来，全和我都着急起来。他是不是倒下了？是不是被捕了？全正要进去时金走出来了，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回到车里。也不解释为何去了这么久就命令全开车前往酒店。

来到酒店以后，金顺一几乎站都站不住了，一到房间，他倒在牀上就睡着了。我打开行李，从中找出一本从平壤带来的杂志翻了翻，金睡了大约一个小时，他醒来时已是我们取机票的时间了。

这是我们在维也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我们的机票是由外国情报部的人预先购买的。我们按计划是今天下午与一个特务接头，我们出到外面时，天已下着毛毛细雨，我们撑伞而行。走不多远见到一个投币电话亭，金在口袋中找到电话名单。全与我们分手时给了我们两人各一份整个欧洲的加了密码的电话号码单，以便我们在各地都能与外国情报部的人员取得联系。金拨通了驻维也纳的北韩大使馆的专用电话，说了几句以后就挂了线。

「要等半小时，」从电话亭出来时他说，手指着街对面的公园。「公园中有一条小溪从中穿过，我们在溪上一座桥边的长櫈上与特务接头。」

我们穿过街道来到公园里，树上的叶子差不多全掉光了，公园里游客很少。我们很快来到一条小溪边，沿着小溪来到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旁，旁边有条长櫈，我们坐在上面，在寒冷与潮湿中等候着。

二十分钟后一个衣着入时的女子，戴着宽边礼帽从小溪那一边向我们走过来，她上了桥，走近我们时我看得出她是韩国人。她经过我们时没有停步，但我听到她说了一声接头暗号──Nakayama，顺一重复了这个词，眼睛并不看她。我见她走回来，扔下什么东西在附近的垃圾箱中，一转眼就不见人影了。

金又多等了几分钟，然后吿诉我可以走了，我们沿着那个女子来的路走过去，走到垃圾箱旁，金四周打量一下，然后才从里面掏出一个大的棕色信封。我们走在路上时，他打开信封，往里瞧了一眼。

「好极了，」他说：「我们这一步总算得手了。」

随后几天我们都在维也纳观光旅游。每到一处，我们都拍了些照片，尽量装成道道地地的游客。这不仅仅是出于伪装；我们在平壤的上司也想要看我们拍的照片，这些照片能证明我们是在不折不扣地按指令办事，而不是受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引诱，做出什么浪漫放荡的事来！

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停吃一顿西餐使我很开心。并不是我不喜欢西餐，只是一周以来没有别的种类吃，能吃到一些熟悉的食物使我很开心。

吃中餐时，金一直用手捂着肚子差点从椅子里跌下来。「真由美（因为我们在此次任务中不能使用韩国名字），」他说：「我走不动了。」

我走到他桌边去扶他。「你必须走，真一，我们不能叫救护车。」

我结完帐，扶他站起来并走回酒店。我几乎是撑着他的整个身体，他的呼吸愈来愈快。我那时真担心他会死去，可我们回到酒店时，他说好多了。

他坚持自己走过大堂，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一进房间，他就倒在牀上了，我拿出药，强迫他服下。不一会，他睡着了。我觉得有点软弱无力，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下午，我一边看奥地利的电视节目，一边打瞌睡。

顺一直到晚上才醒来，于是我们出去吃了一顿晚餐。回来后，我们花些时间安装假炸弹，为今后干真的作些练习。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逛商店。像往常一样，我们要给政府的高级官员买些礼物，好在回国后送他们。金和我各有二百美元由自己支配，我们很快发现这点钱在维也纳买不到什么东西！我们从一家商店浏览到另一家商店。与衣着入时的欧洲女士们相比，我们感到自己不太像本应很富裕的日本游客，真正的日本游客与欧洲人同样有钱。这儿的大部分衣服尺寸都大过我穿的，最后我们只得买些不大値钱的小物品。例如，顺一买了手表用的电池，我买了五双长筒袜子。

离开维也纳我没什么不高兴。它是个美丽的城市，可是一取到机票后我就感到呆在这儿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毫无别的意义。我们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欧逗留这么久尽管很有些神奇美妙之处，但终究是在异国他鄕。

※※※

贝尔格莱德却会大为不同，南斯拉夫虽然不再是苏联集团中的国家，但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传言它比北韩要繁荣得多（总之，我到过的每一个地方的生活都比北韩的生活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日本护照我有点担心；我以为他们会比较注意我们。平壤外国情报部的专家证实曾有南斯拉夫人袭击日本游客的传闻，只是为数不多。就连我们的上司也承认，在这儿是有些麻烦。

当我发现飞往贝尔格莱德的飞机上仅有我们两个日本游客时，就更有点害怕了。在维也纳，我们尽量避开亚洲人；现在我们就很惹人注目了。我向金顺一提及此事，他回答──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此行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妥。然而我们进入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没遇到有人中途截车。在机场出口处，十几个计程车司机拉我们上车。当我们前往将要入住的大都会酒店时，我发现这个城市远不如维也纳干净和繁华，天色灰暗，城市乱糟糟的，风景和建筑物都不能刺激起我的兴趣。

我们在此地的逗留比在维也纳更沉闷乏味。金大部分时间在生病，我只是每天想方法出外面逛几个小时而已。有一天我们去了一家百货公司，金试帽子就试了大半个钟头，我信步走到一个摆放着女装内衣的柜台前，看到各式各样质地极高的、镶着花边的、浪漫的、性感十足的商品惊奇不已。我是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处女，还没有任何可能在短期内就要结婚。

性对于我来说是种奇怪的困惑。我也好，与我一同长大的女孩也好，都不会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只不过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禁止婚外性行为。整个大学生涯，男女都是分开的。男女结婚之后，只是为了生育才允许性生活的存在，因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什么浪漫之类的槪念。北韩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情感的社会，我的世界观也部分地反映出这一点。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上司竟然期望派出去的女间谍能在执行任务时勾引和操纵男人。可是尽管我所受的教育如此，偶尔我仍然有过一种渴望和深深的莫名的孤单感。

我买了一些有花边的内衣，这在北韩是见不到的，然后去找金顺一。他却不见踪影了。我在走廊中穿来穿去，遇上一个脏兮兮的神经汉，他向我大声说了一些脏话（或好像是脏话），甚至想用伞来打我。我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由自主地使用起我训练用的招数来，我一下闪过身，抓住他拿伞的手，用膝盖顶着他的腰。与此同时，我扭转他的手臂把他摔倒在地毡上。我跪在他身边，举起手想打他耳光，但他已蜷缩着身子，捂着腰，这样我也没必要再打他了。幸好四面一排排的内衣挂在那儿遮掩住了我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抓起手袋跑出了商店，不知道金上哪儿去了。

我几乎是跑回酒店的，一路上我在想：金随时可能发生任何意外，心脏病发作、被捕，甚至他可能会抛下我！我又气又急，一想到将要独自一人去执行这一任务，我就感到恐怖极了。

回到酒店的房间时我发现金已在里面了，正将一些食物袋打开，放在桌上。一见到他，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喜悦又变成了怒气：「你这该死的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大叫着，把手袋往牀上一摔，冲到他面前。「我到处找你！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

他见我生气好像还很开心似的，用手指着桌子回答我说：「我买了些香肠和面包，趁着还新鲜，我们一起吃，好吗？」

我怒气冲冲地坐在那儿，我气的是他竟丢下我，气的是他竟然完全不理会我在发怒的样子。他笑着，伸出手安慰我说：「真由美，我也在找你。我试完帽子以后，到处找不见你，我想你会想到回酒店来，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这些香肠。吃罢，我们只顾说话，它就变凉了。」他给我递过一块面包，我一把从他手中抓过来塞进嘴里。他仍然盯着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过了一会，我自己也笑起来了。我瞄准他的脸部做出一个从旁袭击的姿势，尽管年纪大了，他还是往后一仰，摆出一副要搏斗的架势。「你这家伙，」我咕哝着说，一边笑一边吃着面包。「我是为你担心的。」

※※※

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呆在贝尔格莱德，为前往巴格达作准备，金和我一遍又一遍地摆弄着假炸弹。在我们要出发时，我都已经能在睡梦中安装了。出发那天，我们仔细地收拾好行李，两次检查了房间，确信没有留下会使别人怀疑或跟踪的任何蛛丝马迹才离开。

「真由美，」顺一关上门，来到电梯里对我说：「战斗时刻到了。」

10

南韩航班858。它就停在跑道上，离我们一百码远的地方。我透过机场候机楼的窗户望着它，看着地勤人员完成了飞机的维修保养工作。要是他们知道今天将会发生什么事，那会……

这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出前夕。即使是在这个季节，巴格达仍然天气炎热。我们按计划刚从贝尔格莱德抵达这儿。几个小时以后就要起飞前往阿布扎比。在经过所有的准备之后，今天终于就要开始行动了。

金顺一站在我身边，我想他的思緖肯定也和我的一样。他以少见的表示爱心的方式伸出手来紧紧地揑了一下我的手，这也符合我们的角色，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的表示。尽管他年纪大，有经验，我仍然感到他也和我一样紧张。这时我突然感到在执行这一任务过程中，他真的像父亲一样地待我。于是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家，我多么希望能回到家人身边。

「快了，玉花，」他轻声说，竟然第一次用了我的韩国名字。「快了。」

从窗口转过身来，回头望去，我们见到两个衣着讲究的韩国人从人羣中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人拿着一个大公文袋。我立刻明白这就是跟我们接头的人，公文袋中装的就是炸弹。我装得很鎮定，可肠子在肚子里却早已打起结来了。

这两个在外工作的特务都姓朴，长得也确实很相似，尽管他两人不应该是亲戚。两人个子也差不多高，穿着昂贵的黑色西装，戴着时髦的金边墨镜。两个头发都向后梳，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见到了一对孪生兄弟。

年纪大的那一个是个指挥官；年青的是个特派间谍。我们打过招呼，寒暄几句以后，就和两个姓朴的一道去机场酒吧喝一杯，好像是真正地出于关心，朴指挥官问到金的身体状况，其实金的身体在我们离开平壤以来就没有好过。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金回答说。

朴指挥官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这样，我想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任务来结束你崇高的职业了。」喝了一口飮料，他又继续说：「相信你们记住了怎样设定时间？」

「当然。」金回答。

「太好了。」他喝完飮料。看了看手表。「好了，我想我们得走了。给人看见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不好。」他望了望金，又望了望我。「祝你们两人一切顺利。」

我们握了握手，他们就离开了，把公文袋留给了我们。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不管怎样，公文袋是在金手中，不是在我手中。

「记住，」我们往门口走去时，金对我说：「瓶内的液体炸药会增加收音机炸弹的爆炸力，因此，它们必须放在一起。」他扫视了一下候机室，确信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话。「而且，」他接着说，声音更小。「还要记住收音机的电池是不能用别的电池替代的，所以千万不要弄丢了。」他给了我一个少见的笑脸，声音里带着苦涩。「还要记住千万不要把我吃的药与液体炸药弄转了。」

我们在检查处分开，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他们不仅检查你的行李，同时还得捜身。我表面上装得很鎮定，可实际上却是脉搏加快，甚至还感到一些头晕。

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担任检查的人员──一个三十来岁、表情严肃、毫无笑脸的女人──发现了我公文袋中的电池，及与电池放在一起的装着像是水的瓶子。她立刻把它们挑出来说：「本机场不允许携带电池上飞机。」

我顿时惊慌起来。没了电池，炸弹就不会起爆，而我们经历了长途跋涉、精心策画、费用不菲的任务就会落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我几乎要哭出来，求她把电池还给我。她执意不肯，并对我为什么把小小的电池看得这么重要起了疑心。她把电池扔到垃圾箱里，我看得出她已不耐烦了。

如果失败地回到北韩，我简直不敢想像。正在我吸了一口气又要争论时，我见到金先生朝我走过来，他的检查已完了，此时此刻他简直就是个救星，我马上把刚才发生的事吿诉了他。他皱了皱眉头，看了看垃圾箱，然后走过去把电池找了出来。他把电池装到收音机里，把收音机打开证实了电池的功能。

「瞧，」他吿诉女检查员。「这些电池是收音机用的，别无它用，我们旅行时在别的机场都未遇到麻烦。如果你不准我们带电池上飞机，那你放心，我们一回家就会向伊拉克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投诉你。还有，当然不用说日本驻巴格达的大使馆了。」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日本经济力量的重要作用，这个女检查员犹豫了，望着另一个检查员，他一直在旁观望着。

「请接受我的道歉，」他走上前来说：「我们只是按章办事，请你理解。」他皱了皱眉头，又说：「请便吧，你带它们上飞机吧。」

我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终于能往前走了，到了另一个检查关口，又要从头检查一遍。只不过，这一次金把收音机藏在腰带里面，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我在平壤就吿诉过那些混蛋，我们在这儿会遇到麻烦。」我们一边走，金一边说。

当我们到达门口时，见到候机室里一大羣南韩人已聚集在内。我们几乎有一种身在南韩机场的感觉，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离他们较远的座位，我就坐下了。金带着公文袋进了男厕，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真由美，男厕的人太多了，你把炸弹带到女厕去安装好。」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一阵心慌。虽然我也接受过装炸弹的训练，但我一直以为这个任务会从头至尾按计划地进行，是由金先生负责安装炸弹。与他的眼光相遇时，我看得出，他在打量着我，我迎着他的眼光说：「行，我很快就回来。」

我来到女厕，进入其中一格，锁上门，取出收音机。在未装炸药的收音机上我曾反复试过多次，可这次真的上了炸药，我就不由得害怕，手都有些发僵，抖个不停，怎么也稳不住。最后，我把心一横，就是要装好它。我看了看表：下午十时二十分，二十分钟后就要上飞机了，像预先练习的那样，我按部就班，掌握方法，把闹钟引针定到了九个小时之后，然后憋住气，好像担心它就要在此时此地爆炸似的，将开关拨到「操作中」的指标。

行了，完成了，我呼出了一口大气，停留了一会，想要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此刻，我对所作的事既无后悔之心也无负罪之感；我想的只是要完成任务，不要辜负祖国的期望。

我在返回候机室的途中望到了镜子里自己的面孔，发现自己满脸憔悴，几天来的担心和疲劳全写在脸上。我都有些奇怪自己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我记起孩童时代的自己，有的并不是现在这张成熟的面孔，心里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间发现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好像是突然长大，忘了自己是谁。在自己的面容上我也看到了妈妈的影子，不知道她这时候会怎样看待我，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管我得到的是什么荣誉，她都不会赞成我的。过了好一阵我才移动双脚回到位子上来。

当我回到候机室金先生那儿时，他询问似地向我抬了抬眉毛，我点点头，微微笑了一笑，坐在他身边等候登机。

金掏出一个药瓶，倒出四粒药片放在手中，自己先吞了两粒，把另外两粒递给我。「鎮定一下神经。」他说，我很感激地接过药来。

扩音器里传来登机的广播，开始上飞机了。我们来到了送旅客登机的巴士上，虽然这段路很近，但感觉却像有好几英里路似的。巴格达的夜幕已降临了，飞机高高地耸立在我们前面，在黑夜中亮着威严的灯光。

当我此刻想起宣判室里的人羣时，我不可能不想起在巴士上的情形。乘客几乎是淸一色的南韩人，互相之间很友好和善地交谈着。那时我心中也闪过一丝同情，尽管他们是「南」韩人，我感到他们就像是我自己的同胞。这更显出我们民族的分裂是人为地造成的。但我吿诫自己，我的使命正是为了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他们也是这样吿诉我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可现在回顾一下，我在法庭上见到的只是他们泪流满面的家人，我想把这些面容与我在巴士中所见到的笑脸联系起来，不知谁与谁有血缘关系。

巴士停了下来，打断了我的思緖，我们下车后走了几步，很快就登上了通向飞机门的舷梯。机上面两个空姐向我们打招呼，另一个空姐把我们领到座位上。

金先生把我们的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舱里。他在放行李时我观察着他的面孔，看到他满脸倦容。此时此刻，他显得那样苍老衰弱，但我也禁不住感到他同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七十岁的经历丰富的老间谍。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金先生坐的是中间位，靠通道的座位上很快坐下一个白种女人。我很庆幸邻坐的不是南韩人。

上飞机时我已鎮定下来，可现在又开始担惊受怕，尤其是外面那黑暗的夜空，机舱就像是个独立的世界，禁锢着里面所有的人。我有着一种被套住、被禁闭的恐惧感。而且，那颗安装好的炸弹也可能不按预定时间随时起爆。我可能随时死去，而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令人非常不安。

飞机按时起飞，我很想睡着，可办不到，于是只好听附近的人说话。大多数南韩人都像是在外做工的，也许是石油工人，而且都因为回家表现得心情愉快。也有人在责怪自己的公司和埋怨工作条件太差，这些又一次证实南韩的大公司剥削他们的工人，这与我们受到的教育相符。

只要有空姐经过，我的心跳就会加快。附近还坐着一个保安人员，他在注意着各位乘客的举动。我感到他好像一直在盯着我。

我又一次想使自己鎮定下来。我在想如果我一举成功，我将获得祖国给予的最高荣誉。我还想到这一任务开始之前，我人在平壤时，他们吿诉我，为了保守这一次任务的机密，从此以后不再让我当间谍。这一行动维系着我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我想回家的愿望超过想获得世上的一切。

其他的乘客都睡着了，机舱的灯也熄了，整个机舱里一片黑暗，只有引擎的轰鸣声一直未停过。我望了望金，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我见到他脖子上的血管随着心跳一鼓一鼓的，同时他的呼吸声也很急促。

这段飞行虽然只有一个小时，看起来却像是永无尽头。上飞机之前所有的担心和困难与现在的焦虑不安比起来几乎算不了什么，现在是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干等。当驾驶员从广播里通知我们已到达阿布扎比时，我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与此同时金和我对望了一眼，我想我俩的脸上一定都带着一种生死在此一举的神情。飞机愈接近地面，我愈紧张，我似乎是在给即将来临的灾难倒数了。

飞机终于着陆了，减速以后，还要一段时间我们才能下机，我们迫不及待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从头顶的行李舱中取出行李，我望了一眼装有炸弹的公文袋；它看起来显得那样无关紧要，真不敢相信它里面有一枚炸弹能炸毁这架飞机，我打了一个寒颤，转过身子望望，永远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它了。等着下飞机时仍然耽搁了很长时间。一排队伍慢慢蠕动着，许多到汉城的乘客也下了飞机，目的是活动活动一下。往前走呀！该死的！我心里面叫喊着，咬牙切齿地，走啊！！

好像要在通道里永远站下去似的，我好不容易才走到机舱出口，即使此刻我仍在担心会有只无形的手把我拉回飞机中去，或者某个空姐跑过来，提着那个公文袋问是不是我们留下的。然而站在机舱出口的空姐只是微笑着说：「再见，谢谢你们乘坐我们的航班。」

走下飞机时，我双脚直打哆嗦，走路姿势都不对了，心里一块大石头终究落了地。我感到好像是从十八层地狱中出来，终于来到了地狱外面。我望望金，他向着我笑了一下。

可我们感到宽慰的时间没有多久。在候机室里一个保安人员正在收转乘飞机的乘客的机票和护照，对那些继续乘坐同一架飞机的旅客则发给黄色的通行证。

金先生立刻慌张起来，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得转乘约旦航空公司603航班，经安曼到达罗马。可现在却遇到麻烦了──这个保安人员，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要求每个乘客交出机票。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给了这张阿布扎比──安曼──罗马的机票，他马上就会产生怀疑。为什么一对日本父女要从巴格达飞往阿布扎比，然后又立即折回安曼和罗马？本来从巴格达直接飞往罗马的航班就多得很。而且，我们还不能说是来阿布扎比逗留的，如这样我们就得申请签证──但由于日本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协约，根本不可能获得签证。

我们从未料到有这个问题，就我们所知，世界上没有哪个机场在乘客途经该处时收回乘客的机票，这一下变得危机四伏了。

鉴于这一原因，我们给了他那两张备用机票，上面的路线是维也纳──巴格达──巴林。保安拿了我们的机票就不见人影了，说他会负责我们的登机程序。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问金。

「我们要尽快离开阿布扎比，」他回答说：「先去巴林，再从那儿飞往罗马。」

858航班起飞了，飞往曼谷和汉城，我望着这架飞机的灯光在夜空中变得愈来愈弱，直至飞机消失在夜色中。我的心里既有期望又有害怕和恐惧。脑海中总是出现那些南韩人及他们谈笑风生的情景。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正是阿布扎比的午夜时分，整个机场一片寂静，收了我们机票的保安人员在候机室的另一端与他的同事在谈话，偶尔也朝我们这边望上几眼。有一回，金先生走过去问他我们的机票怎么样了，他说我们在九时飞起飞前可拿到机票，不必担心。

金先生坐下来，用手搓了搓脸，抱怨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次行程安排不妥。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些话会吓着我，又极力安慰我说：「飞机失事不会很快查出来的，他们寻找凶手时，我们早就回到平壤了。」不过看上去连他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我一声未吭。

天亮时我看了看表，炸弹设定的时间是我们那儿早上的六时正，现在是五时五十四分。我想这架飞机现在该到了缅甸附近的安曼海面上空，现在任何时间都……

我似醒非醒地睡了一会儿，睁开眼时已是大白天了，我们乘坐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保安人员把机票和护照还给我们，我们登上了前往巴林的飞机。起飞时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离开了阿布扎比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

一小时后，我们到达巴林。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这儿我们也不觉得十分安全，立刻就着手预定前往罗马的机位。因为我们的出发地是阿布扎比，因此机票要到航空公司的售票处中转签证。

我们在大都会酒店预订了一个房间，叫了一辆计程车到酒店。一到酒店，我们就睡了一整天。无事可做只有等待。

星期一早上，我们想订飞往罗马的机位，但被吿知已客满，只好等到星期二了。

星期一我们去游览了巴林首都麦纳玛，尽管装得像是从日本来度假的，可我们谁也记不起看过什么，游览过什么。为了消磨时间，我们去买了些东西；金先生买了些水果和三文治做我们的晚餐，我把它们带回酒店一起享用。

正在用餐时，电话响起来了，我吓了一大跳，手中正在剥的香蕉一下掉到地上。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连我们的上司都不知道。没理由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

我望着金先生，感到自己已被吓得面无血色了。他对我望了一眼，然后一把抓起电话筒。

「喂？」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挂了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两手交叉着放在身后。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也不答我。看到他咬紧下巴的样子，我知道他很紧张。我的心跳加快，嘴唇很干。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起来，他走过去接电话，然后要我把护照递给他，我照做了。我听见他说我的名字和护照号码，然后放下了电话筒。

「是日本大使馆打来的，」他叹了口气，望了望我，又加上一句：「别担心，要查出我们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迎着他的眼光回答说：「我不信。」我确实也不信。突然我有种预感，当局完全知道我们是谁，现在何处。

他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我站起来收拾桌子，电话铃又响了。金先生拿起电话，听对方说了一会又挂上了电话。

「真由美，下面大堂来了两个南韩人，他们是来找我们的，你装作睡着了，让我来对付他们。」

我恐慌失措地爬上牀去，鞋也忘了脱。脸转向墙壁，被子盖到脖子上了。我真想埋到牀里从此消失掉，此刻我的预感已得到证实，我知道我们没希望了。

不久，响起了敲门声，金打开门，那两个人走了进来。

「请原谅，」金先生介绍了自己后说：「我女儿很累了，她要休息。」

他们在桌边坐下，因为这两个南韩人都不懂日语，整个交谈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在进行。南韩人不时发怒地咒骂，可金先生一直极力不失自己的身分去驳斥他们。

他们终于说出事情的原委，他们说南韩航空公司的858航班，上面载着一百一十五名乘客，在到达中转站曼谷以前消失了，可以相信是出事了。从他们的口气中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我们产生了怀疑。他们问我们下一站在哪儿。

这时我也在想坠机一事，我承认那时我毫无悔恨之心，只是欣慰地得知我们已完成了任务，是忠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表现。我相信一九八八年的奥运会不会在南韩举行了，我为韩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韩人走了，说好第二天再来。几个小时后，又听到敲门声，金轻轻地开门，送货的从外面扔进来一包朱古力就走了。很明显有人在监视我们。

那天晚上我未能入睡，金先生已精疲力尽，睡得很沉，整个晚上都在打呼噜，我只能两眼望着天花板，每隔几分钟看一下表。我觉得全身麻木，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自己吿诉自己，他们早晚会逮捕我们的。

金先生仍然睡得像木头一样，天亮了还在睡。我不耐烦地把他摇醒过来，我们匆匆收拾了行李，准备去赶飞机。当我们把行李全部收拾好，我走到门边时，他叫住了我。

「真由美，等一等。」

我转向他，他神情严肃，望了我一会，然后手伸向口袋，掏出那包万宝路香烟递给我，这包烟一直放在他身上。「以防事情变得更糟。」他平静地说。我发现他递烟给我时手在抖动。

我想：我们两人都明白，我们完蛋了。可我们都不曾想过真的要用上这份毒药。我俩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勇气。

当我们走进电梯时，金先生又在重复两天前说的话：「我吿诉过那些混蛋此行不妥。我吿诉他们，我如回去，要把它闹个天翻地覆。」

我们很快退了房，匆匆吃过早餐，也顾不上酒店员工对我们投过来的怀疑目光。走到外面，晨光照得人一阵眼花缭乱。任何人见到我们都能看出我们害怕的样子，不管怎样竭力伪装，我们也无法做到鎮定自若。

我们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机场。汽车奔驰过一片片荒凉的土地，路上我抓着那包香烟，祈求着不会非得用上它不可。很奇怪我却还有这样的念头，明明知道它里面一点点的毒量就足以使我们当场毙命，想起这点我就难受。

我们顺利抵达机场，金先生急忙去换登机证，我用眼光扫了一下四周，看有没有人跟踪我们。结果我并没有发现。金先生终于来到我身边，我们连忙赶到登机口，排在其他登机的乘客后面，我开始祈望最终能逃脱。

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用流利的日语在说话。

「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

我转过身见到一高个子东方人站在旁边，我一句话没说就把我俩的护照递给他，他转过身一下子就不见了。

他们要金和我从队伍中退出来，站到一旁，我们看着其他乘客登上了飞机。心里回响着在平壤时主任说过的话：「你们两位同志必须牢记此项任务的高度机密性，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们要准备咬破针剂中的毒药来保守机密，记住，你们失去的只是物质的生命，你们的政治生命是永恒的。」

我心里也在想：是的，我是祖国値得骄傲的女儿，我乐意为祖国的统一献出生命。

多少天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平静下来了。

这时我听到了广播中说前往罗马的飞机起飞了。向窗口望去，飞机已飞走了，带走了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刚刚坚定下来的决心一下又垮下来，使自己装成坚强的样子真是愚蠢。

我转过头时，那个东方男子已带着我们的护照回来了，他神情严峻地说：「你们呆在这儿别动。」

「为什么？」金先生问。

「我是日本驻巴林大使馆的人，真由美的这张护照已被确认是伪造的，你将要接受审问，警察很快就到，我警吿你们别做儍事。」

他走开几步，扫了一眼大堂的走廊，像是要确定这儿是否只有我们两人。金把手搭在我肩上，我转向他，他一脸的沉重。

「玉花，你要坚强，要咬破针剂毒药，既然我们已被发现，不咬破毒剂只会延长痛苦，我现在已死而无憾。我活得够长了，可是你──」金说不出话，过了好一阵才望着我。「我很难过。」

我知道，这个老人的心在哭泣，见到金顺一这充满人性的一面令我十分震惊。在我面前站着的是北韩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在我们执行任务时，尽管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一路几经周折、多受磨难，他从未向恐惧低过头，可此刻他却崩溃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

我说不出话来，眼泪直往下淌，我只能向他点头表示我的决心，这时，在我的心目中突然闪过母亲的面容。

训练期间我回过几次家──两三年回一次──母亲每次见我回来都很开心，见我身体很好也非常高兴。每次我离开时，她都要竭尽全力才能装成没事的样子。见到我离开，她是那样地伤心。那时，我很少注意她的感情，我总是随着护送我去的教官返回营地，为自己被党选中了而深感骄傲。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使她失望，她那么辛辛苦苦地操劳把我抚养成人，我为自己的虚荣心感到羞耻、惭愧。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时，一切都晚了，什么党也不値得我忽视家人。

原谅我吧，妈妈，请理解……

我必须选择死亡。因为是她，而不仅仅是我，将要为我的失败而付出代价。

我望着金先生，他在我身旁不停地抽烟。

「爸爸，在该咬破毒剂的时候，请给我一个信号。」

他仍沉浸在思考之中，只是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呼气时脸色苍白，也许他也在想念他的家人。

这时，四、五个巴林警察迈步进入这间房里，命令我们跟他们走，我们两人被分开了，我被带到一间小小的、毫无特色的办公室接受捜查。

有两个人把我彻底地捜身，她们检查了我身上每一个地方，似乎连一根头发都不放过。对我的化妆品小箱也查得很仔细，可她们却对我那包香烟不太在意，它就放在手袋里。

我回到大堂时，金已在等我。巴林的警察站在旁边，金望着我抬抬眉毛，好像是问我那包香烟是否安全，我向他一笑表示没问题。他以乎放下心来，递给我一支日本制的香烟，让我看来像是经常抽烟的人，这样在危急关头时，我的举动就不会让人怀疑。

可这一举动却坏了事！

当我接过香烟，从手袋里拿出打火机时，搜查过我的那个女警问我要手袋，我无法拒绝，便掏出那包万宝路香烟把手袋递给她。然后她又示意要这包烟，我抽出那根有墨水的香烟，然后把那包香烟也递给她。不管这一举动如何令人生疑，我都不能把这支烟交给她，一切都维系在这根烟的毒药上，我必须把它拿在手中。

女警对我叫喊了几句我根本听不懂的话，向我伸出手来。我望望金先生，他摇了摇头。我一下呆住了，女警从我手中抢走了香烟，我想也未想，就从她手中夺回那根香烟，没时间犹豫了，我趁她未反应过来就咬破了滤嘴中的毒剂，我见她尖叫着向我扑来，可我不理她这一切。此时，我正被无情地带到了甜蜜宁静的黑暗之中。

金日成忠诚的女儿，像条被训练了多年的温驯的狗，此刻迎来了她的死亡。

一切都结束了，我所有的痛苦都解脱了，墨漆漆的黑暗像一块令我瞑目的牀单笼罩着我，一切一切都已结束……

11

我发现自己静静地躺在一个白色的房间中。

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有巴林语，也有英语。脑袋昏昏沉沉，我不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房里一个窗也没有，无法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的左手被铐在牀架上，右手臂上接着一根静脉滴注管。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另一根管子插在喉管里，可能是为了洗胃和吸氧气。

我还没有完全淸醒，不知是麻醉药还是疲劳的原因，感觉仍然是朦朦胧胧的。费了好大的劲才能睁开眼睛。记忆中这好像是一场梦，这间白色房子就像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中转站。我模模糊糊地记起吞服毒药的事，马上想到毒药还是起了作用。

我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躺在拘留室里，什么也没想。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淸醒，感觉麻木，神志模糊。渐渐地，我好像淸醒了一点，转过头见到牀边坐着两个身着阿拉伯传统服装的护士。门边站着两个皮肤黝黑的男子，身着野战服，机关鎗的鎗口摆放成四十五度角，一副随时准备开火的架势。惊恐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自己的大腿下掐了一下。

糟糕，这不是梦。

我没死！我还活着。

我又一次绝望了。为什么我没死？一定是我吸入的毒药不够分量，我已经到了死亡边缘，可是很明显，我没有成功地死去。

活下来并不使我高兴，我明白苦难就要开始了。

虚弱的身体和新的恐慌使我又昏迷了一阵。醒来见身边有个护士口袋里装着一把剪刀。我竭力去拿，希望在他们还来不及阻止时就把自己戳死，可是我被结结实实地绑在牀上，动弹不得。

过了一会儿，吸氧器和口中的胶皮管被拿掉了。我马上使劲咬自己的舌头，很小的时候听说这样能自杀成功，可是我只是使自己痛得要命。居然相信那种无稽之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

想咬断舌头自杀失败后，我又想憋死自己。我憋着不呼吸，涨得满脸通红。快了，快了，我尽力地坚持着。可是到后来，并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能坚持到死，只是变得气喘吁吁。那时我还不知道，如果一旦人失去知觉，人体就会自动恢复呼吸功能。

真该死！我心里在发火，怎么就他妈的死不成？！

我在想金顺一是否还活着，或许他已经死了。如果毒药没有毒死他（假定他已吸入了毒气），那么被捕以来所承受的压力也足以使他完蛋。他能活到那个岁数已经使人十分惊奇了。

一想起他，一种新的恐惧涌上了心头。我想念他，可现在我是真正地完完全全地孤单一人了。

我要坚强。我想，敬爱的领袖信任我。我要为祖国献身，为祖国的统一而献身，我不能给祖国丢脸。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飞机已炸掉了。

今天我再也不为这一任务而感到骄傲。如我所说，被捕之前，我只想着要完成这项任务，几乎没有问过自己的良心。可今天每当我想起那些丧生的人们，我就感到非常难过。

护士们在低声交谈，我极力想听淸她们说的是什么，幸好她们说的是英语，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她们说我死不了，但金顺一已经死了。

我万念俱灰，百感交集。我们曾经是朋友，我为他的死而悲伤。我又羡慕他能一死了之，再也不会像我一样要面对审判，同时我又生气他先走了一步，丢下我一个人受苦受难。尽管他弱不禁风，但他经验丰富。只要有他在跟前，我就感到一阵安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在许多变幻莫测的关头时，都是靠他才能化险为夷。

于是我做了一件生平从未做过的怪事，我开始祈祷。

记得小弟弟范洙死那年，我回家去看望，见到妈妈在卧室里一个临时并凑的祭坛前放了一碗水。这样做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北韩是完全禁止信教的，妈妈不顾一切，冒险烧香拜佛，乞求上天发发慈悲，救救孩子的性命。

现在我自己也在祈祷：求求你，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就让我死去吧，立刻就死，求求你！

向一个自己所不知的神灵祈祷，这一举动本身就令人痛苦不堪。

最使我害怕的是：如果我活着，能否保守住自己的间谍身分和此行的秘密。一旦我泄露了秘密，在领袖和祖国的眼中，我就永远成了叛徒。我的被捕不能说明我这项任务已经失败。金顺一已经死了，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只要我能保持沉默，我还是北韩的救星。

但现在，我心中想的不是北韩，而是我的家人。这一次我是在向上帝祈祷，而不是像我的习惯那样，向伟大领袖金日成祷吿。他本来是我所知道的最近似于神的人物。

又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菲律宾护士进来换那两个护士的班。旁边还站着一个女警官。毫无疑问，他们是奉命不分画夜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我能活下来。她们甚至不让我睡着；她们担心我一睡着就会昏迷不醒。只要我

一合上眼，护士就跑过来，拍我的脸，轻轻呼唤：「真由美，真由美！」

看来她们还喜欢我。但我禁不住想到她们这样做只是奉上司之命，以便从我口中套出口供而已。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骂她们，叫她们出去，别来烦我，后来我才明白护士和女警官这样做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愿望：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现在我很遗憾从未对她们的好心与体贴表示过感激。我，一个杀害了许多条无辜性命的刽子手，不値得救活。可她们却不让我死，我很难过很悔恨。我只有借此书向她们传递我的感激之情。

虽说恢复了元气，但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在痛。尤其是右膝关节好像受了伤似的，一动弹就痛得钻心。由于吸入了毒药，口腔溃烂，舌头肿得咽不下唾沫。

我开始做噩梦。有一次梦到家人上了858航班，我把炸药放到头顶上的行李舱里后，大叫着要他们下飞机。金顺一的脸青得吓人，头盖骨上的眼睛一动不动，用一只骷髅般的手抓着我，要把我从飞机上拖下来。我拼命想挣脱开，可他抓得很紧，我歇斯底里地向家里人求救，他们却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金最后把我拖到了飞机门边，把我从里面扔了出来。当我朝跑道上一头栽下去时，我尖叫着醒过来了。

「真由美！醒一醒！」护士们跑过来，想让我鎮定下来，可我呜呜咽咽地哭了几个小时。后来又做过这样一个梦：在一个满是积雪的山路上，我碰上了家人，可他们却不理我，把我当成了陌生人；他们对我非常冷漠，像素不相识似地从我身边走过。范洙走在后面，他拉着我的手，突然，我们跳到空中，像鹰一样飞过山去了。我们围着一座火山口盘旋，范洙对我狰狞地笑一下，突然松开我的手，我一下掉进了无底深渊。由于十分害怕，我尖叫一声，醒过来了。我记不清日子了，只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往于生死之间。睡着时被噩梦所扰醒来时见到身边又换了护士和女警官。有个长着一双美丽的棕色眼睛的黑人护士，每天温柔体贴地给我洗脸、梳头，使我的怀疑和敌意消去了许多。有一次她拿着我的手说：「我们是朋友，真由美，希望你相信这一点。」她离开房间以后，进来两个穿着讲究的男人。我假装睡着了。「我们知道你没睡着，睁开眼睛吧。」

韩语传到了我的耳朶里。由于慌了神，我差点睁开了眼睛。但我极力闭着眼睛不动后背出了冷汗，此时此刻我稳定情緖，装做听不懂韩语。他们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毫无反应，事实上我很高兴听到自己国家的语言，在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尤其如是，但这增加了我保持沉默的难度，后来又听到了日语。我睁开了眼睛。其中一个就是在机场拘留我们的日本人，另一个是在我们的酒店房间中盘问过金顺一的那个南韩人。从那以后，我就只回答用日语提的问题。那个南韩人，对我不理他的发问极不耐烦，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听着，」日本人说：「我们要从你这儿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想解救你，真由美君，可是你若一言不发，我们就帮不了你。我们只想你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点了点头，可我知道他是在怀疑我，他的同情显然是装出来的。我不时注意到他在观察着我。很明显我不会同他们合作，他们终于走出了病房。我叹了口气，总算熬过了第一关，但这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我感到得想出个对策，得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自杀，同时又要想好该跟他们说些什么。第一次盘问之后，我仍是心有余悸。我运用所学过的心理控制技巧，慢慢地我又恢复了──至少是心理上的──特务的状态。

最好的办法是装哑巴。可我回想一下，我在护士面前说过话，至少是呻吟过。这一招行不通。

既然我最紧要的是不能用韩语说话，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就是：装成日本人还是装成中国人？抓我的人已知道我的日本护照是假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和金顺一的关系。

我猜他们会将我引渡回日本。我曾经听北韩的宣传说日本警察心狠手辣，爱用严刑拷打，从受审者口中逼取口供。我还听说他们对韩国人尤其残忍，用各种办法折磨韩国人。

如果被引渡到南韩的话，那还不如去日本。据说南韩的警察会用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来对付我：挖出眼睛，敲掉牙齿，揭去指甲。每一个从汉城执行任务安全回来的北韩特务都会被当成英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绝不能认作韩国人或日本人，那就只有说成是中国人啦。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话，把我送回中国，我就有可能回到平壤，因为这两个政府是亲密的伙伴。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我与这次爆炸有关，而且──在那时看来──也不存在这种证据。只要我咬定与炸毁韩国飞机无关，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得设法想出能装扮成中国人的道理，还要编排出无懈可击的经历。淑姬和我曾以中国人的身分去过澳门。看来我可以使用其中的──白翠慧──这个中国女人名字，但用吴英的经历作为我的履历，来个张冠李戴。也许它骗不了人，但我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

我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地好转过来。穿着蓝色的住院病人服，坐在轮椅里，手还是铐在椅上。护士们给我擦脸、洗澡，当然，这令人十分尴尬。总之，我身边任何时间都有人，还有武装警衞二十四小时在门边看守着。他们喂我一些牛奶之类的流质食物。很快我就明了他们要让我恢复健康，以便进行正式审问。

我准备好接受这个时刻的到来。

过了几天，我说不准是多长时间──我被放进轮椅，送到了医院外面的一辆警车旁。天气晴朗，烈日当空，耀眼的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这是我被捕后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但这景象使我更为沮丧。它再次证实了我躺在医院的病牀上所想的：当我的世界活到尽头时，其他人的日子却丝毫无损地继续下去。他们照阿拉伯人的习惯，给我蒙上了一张面纱。我闪过一个念头：要处决我了。但他们却把我抬到汽车里，车穿过市区向前驶去。

巴林是个亚热带天堂。我只想去银色的沙滩上走走，在温暖的浪花中涉水，忘掉我曾经是个间谍，曾炸掉过一架飞机的往事。我想起住在古巴时，无忧无虑地与家人在水里游玩的情景。可现在我已不是小孩，父母亲也救不了我。像任何成年人一样，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要忍受煎熬，孤零零地死去。我不无妒嫉地望着街上走着的淸白无辜的人们，虽则只有几步远，处境却是天壤之别。我完全沉浸在对他们的羡慕之中。

我们的车开出了麦纳玛，来到鄕村，开上了一条寥无人烟的公路。最后来到一个四周是高墙，戒备森严的警察驻地，门口站着持鎗的衞兵。

汽车停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灰暗的小房间里，房里有一张铁牀和一张书桌。我一看这个地方就知道真正的审讯要开始了。

他们把我放到牀上，手铐在牀架上。不一会儿，一对中年洋人夫妇走了进来。两人都是金发碧眼，他们好奇地望着我，毫无恶意。过了一会，男的慢慢地、特别愼重地用英语介绍说：

「我叫亨德逊。这是我妻子，玛丽亚。我是巴林警局的负责人。」他问我觉得怎么样，玛丽亚睁着大大的蓝眼睛盯着我看。我感到她好像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种羞辱感油然而生，泪水不由得流了出来。她见状连忙拿出手帕擦掉我脸上的泪痕。

「没事的，亲爱的。」她说完在我脸上吻了一下。「什么也不要担心。」她向站在一旁的两个护士招招手，她们灵巧地脱下我的病人服，给我换上蓝色的中国睡袍。「她真漂亮。」我听到她们中有人这么说，但我感到她们只是想用装出的同情来折磨我。这只不过是想套出我口供的另一个诡计，我决不能大意，不能堕入这些人的圈套。

亨德逊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开口说：「我建议你与我们合作。迄今为止你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一个字，本政府对你不大满意。」

他话里带着威胁。「你想要我说什么？」我反问他。

他脸色阴沉，大失所望。「我们明天再来。」他站在那儿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

我记不淸在警察局呆了多少天。就像在医院一样，无论去哪里都有护士陪着。或者是由于我所犯的滔天罪行，或者是由于我是个年轻女子，她们个个都对我很感兴趣。晚上有三个警官和一个护士看守我。戴手铐的地方肿了起来，膝关节仍然疼痛不止，但我从未流露出痛苦的感觉。我竭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不失自己的尊严。

按照医生的嘱咐，我每天接受物理治疗。由一个护士搀着我，拖着左脚在大厅里走动两个小时。每隔一小时度一下脉搏，量一次体温。每天在半强制性的情况下吃东西、服药。

有一天，他们要从我身上抽血化验。我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在北韩时，他们曾吿诉我：被补之后，如果不坦白交代，就会往血管里注射一种药，让被拷问的人不知不觉地把一切痛痛快快地交代出来。护士见到我哆哆嗦嗦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不停地安慰我，但无济于事。最后她干脆按住我的手臂，抽完了血。

这时我想无法再保持沉默了。我必须吿诉他们什么，撒谎也罢，不然我就会永远被关在这间房里，无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我开始要水喝，并说我的手腕给弄伤了。看守我的护士和警察见此情景惊喜若狂，很快整幢大楼的人都知道真由美开口说话了。

亨德逊和他的妻子──不知道她来干什么，也许只是为了让我开口说话──仍然每天下午来病房一趟。他们带给我一些衣服和点心，尽量想使我感到自在些。刚开始他们往往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突然提及韩国飞机被炸一事。我要么不答他，要么干脆说不知道。

最后，他们无计可施，只得用中文把问题写了出来，让我作答。

问：你叫什么？

答：白翠慧。

问：你的国藉？

答：中国。

问：你的出生年月？

答：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问：出生地点？

答：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市。

问：最后的住所在哪里？

答：日本东京涉谷惠比寿4-10-6。

问：你的父母还在吗？

答：不在了。

问：你兄弟姐妹叫什么名字？

答：无兄弟姐妹。

我吿诉他们我是个孤儿，与南韩的空难毫无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盘问我。」我把矛头转向他们，转守为攻。「难道就是因为坐了这架飞机就犯罪了吗？」

我对他们申述愈多，他们愈流露出不信任我的表情。不过，他们仍然对我客客气气，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

一天早上，护士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带去洗手间，要我洗脸。因为一只手戴着手铐，我只好用另一只手，像猫那样洗了把脸。护士挤了一点牙膏放在牙刷上，我刚把牙刷放进嘴里，顿时感到一种牙膏特有的淸香味道在嘴里扩散开来。回房后，他们又问我喝茶还是喝咖啡，我要了茶。突然，我为待遇的改变而不安起来，不知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

我刚放下茶杯，亨德逊夫妇又来了。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早安，我正要回答，突然见到他们身后跟着一羣人。我因不安和恐惧而闭上了眼睛。那些人是记者。

他们一进来，就亮起闪光灯，按动相机的快门，照个不停。他们命令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摆出各种姿势。这下我的照片要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大肆刊登了。人人都会谈起这个夺去一百一十五条无辜性命的杀人魔王。我的家人当然无法知道。不过，在母亲最后给我的那封信中，她提及父亲会去安哥拉出差一个月。我可以想像出他走进酒店的大堂，买份早报来看的情景。头版上赫然登出他女儿的照片，底下写着「杀人凶手」几个字，父亲会怎样想呢？

记者们刚走，两个南韩特务又走进来对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作了仔细检査，好像我是动物园里展出的动物似的，我手遮着脸哭了起来。南韩人一走，亨德逊走到牀边坐下来。

「你为什么怕南韩人呢，真由美？」

「不是怕，」我抢白他。「我讨厌他们对待我的那种方法，就这么回事。」

「那么你对他们的出现并没感到惊讶？」

「有什么可惊讶的？你们指控我炸掉了一架南韩飞机，那些南韩人自然会对我感兴趣。」

第二天又有些日本官员来看我，也是想套我说点什么。我感到他们并不能绝对肯定我是韩国人，于是我讲话时，尽量使用纯正的日语，我还是有点成功。他们离开时，不能确定我的身分。

我叹了口气，既感到疲惫不堪，又觉得轻松了些。事情并未因此而容易一些。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今后的路会有多么艰难。

※※※

拘捕我的人，可能已失去了耐性，从香港请来了一个英国女人作翻译。这人是玛丽亚的朋友，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卡米拉，三十四岁，与丈夫一道来巴林两年了。丈夫是中国人，夫妻二人在这开了一家餐馆。她是个迷人的女人，我很羡慕她平凡简单的已婚生活。事实上，她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幸福的女性。

由于我非常羡慕她，更觉得自己可悲。还没开始盘问我就哭了起来。他们开始只是同情地问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好了，真由美，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鎮静下来后，卡米拉开始问我：「你在哪儿出生？」

「我生于五常市，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受尽折磨之后被释放回家，不久就自杀了。母亲撇下我，与北京的一个男人结了婚。从那时起我就无依无靠，四处流浪。」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哭了。一提到父母亲──即使是虚构的──我就伤心透了。这两个女人以为我是想起过去的孤苦童年才生悲伤，他们耐心地等着我恢复平静。

「我无家可归，」我接着说：「最后外婆收留了我，她在广州街头卖报，我就在那里安顿下来。我成了食堂的临时工。再后来我碰上了吴英，一个与我年纪相若的女孩，我们和一些年青男子偷了一艘船，一起逃到了澳门。」

她们好像被我的故事深深吸引着，连我自己也陷入一种我真是那个人的错觉里了。

「我在澳们的赌场里找了份工作。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叫『峯谷真一』的日本老人，他待我很好。我吿诉了他我的身世，他特别同情我。主动提出来让我和他一起去日本，给他作养女，为他打理家务。那时我生活艰难，他的出现就像是一种恩赐，我反正也回不了中国，于是接受了他的要求。」

「他家住在东京涉谷区惠比寿路。他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峯谷真由美』，老人家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但不让我外出，他警吿说我没有正式的居住证，到外边去就会被当作偷渡者抓起来，所以我很少出门。他答应每年带我来欧洲两至三次，或者去美国。几周前，我们来欧洲旅游，他负责办护照和购买机票。现在我处于这种困境，唯一能证明我的话的人已死了，看来我要被带去南韩受尽折磨，然后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去死！」

我又抽泣起来。使我惊奇的是，年纪大的那个女人也哭了，卡米拉问我她能不能帮我点忙；好像她也很关心我真的会被冤死似的。

「翠慧，」她第一次用我的「原名」叫我。「你必须坚持不去南韩，不管你有罪与否，他们都会有办法要你招供的。」

「知道了，」我哭着说，同时又为欺骗了她而感到内疚。「可你们也不要放我去！」虽然我决定了什么也不吿诉她们，但她们纯真而充满人性的善意还是征服了我，使我折服。

盘问到此结束，又只剩下我和衞兵了。我忐忑不安地进入了梦鄕。因为常常被噩梦困扰，我害怕睡着了会在梦中说出韩语。这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又回到了景山军事学院的训练基地，正在进行两公里的游泳练习。我正游过一个小湖，我的教员，朴老师划着小船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游，可手脚不听使唤，根本游不动。我开始往下沉，呛了几口水，拼命挣扎着大喊救命，但等到转过头来，又不是朴老师了，是我父亲。他毫无表情地看看我，继续划着桨走远了，任我沉下水底。「爸爸！」我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哭喊着：「爸爸，我要死了！」

我从梦里醒来还在抽泣，浑身都是汗水。护士们吓了一跳，赶忙过来安慰我。我继续哭，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永远见不到了，我再也不是他的小公主了。

※※※

那个女守衞，一天里要祈祷好几次，她在地板上铺上波斯地毡，人匍匐在上面，面对西南方朝麦加朝拜。向一个连自己看都看不见的神顶礼膜拜，我觉奇怪可笑。北韩人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宗教是令人憎恶的、虚伪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说信教的人是伪君子，我只要听到「宗教信仰」这几个字，马上就会露出鄙视之意。我觉得把我们伟大领袖当作英雄和精神动力要比信教崇高得多，合理得多，因为他总是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注意到女警官那肃穆虔诚的面部表情，真不知北韩人在金日成或金正日的画像前面是否也如此恭恭敬敬。

对儿童来说，这一切都很自然。从他们开始学说话时起就被鼓励要崇敬金氏父子，但对成年人来说，却并非这么易。表面上他们只能崇敬金氏父子。他们所表现出的热情大都是装出来的，没人愿意冒被流放的危险，或者是挨一顿捧打。在北韩，任何侮辱金氏父子的人所得的惩罚是被铁棒毒打至死，这就是法律。

完成祈祷以后，女守衞卷起地毡，走到我身边，抓着我的手臂和她的相比。「你一定是日本人，真由美，你的肤色很浅，看我的手和你挨在一起显得多黑！」

我微笑着，但仍然提防着她可能隐藏的诡计。她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但我淸楚她内心里已把我当作恐怖分子。

※※※

在亨德逊看来，审问显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么顺利。接下来他派了一个日本人来审问我，我认出了他就是金顺一和我在麦纳玛酒店见过的那个日本人。曾见过她在酒店大堂朝我们望了几次，在大街上也跟踪过我们，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发觉她是个间谍。

这个女人叫大久保。她问起峯谷真一和我在日本居住的情况。我把对卡米拉说过的话向她重复一遍。他把我的话翻译给亨德逊，又把亨德逊的问话传给我。

我的话中出现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不能一一记住我杜撰的故事情节，他们要我描述峯谷真一的住处时，我临时编造了一个说法。他们又问到我受的教育、飮食习惯及嗜好。我本该就此住口，可还是顺着一个个问题继续编造了许多答案。

有一次亨德逊示意大久保停下来，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地将我打量了一番。

「翠慧，」亨德逊慢条斯里地说：「你知道巴林有许多南韩特务要求我们把你交给他们看管，我们是在设法帮你。如果你同我们合作，你可以回到中国，如果你继续撒谎，我们就别无选择，只好送你去汉城，你好好想想吧。」他停下来，确信我明白了他的话，然后示意大久保继续发问。

问到我们的欧洲之行时，我便轻松自如一些了。亨德逊与我都在打心理战，我却渐渐败下阵来。当他问到我乘坐858航班的情况时，我说安全检查相当严密，全身及所有行李都被捜查过。

亨德逊一点也不相信我是个孤儿，因为每次问到家人的情况时，我都是哭哭啼啼。但我想，最最可疑的地方还是我服毒这件事。他们问我时，我像个儍乎乎的天真无邪的中学生一样回答道：「是峯谷真一要我这样做的。」

大久保又问我觉得峯谷真一这人怎样。我知道这个问题终究是要问的，前面说过金顺一是个完完全全的正人君子，而我毕竟是个成熟的年青女人，而且也知道在别国的文化观念中，人们很自然会怀疑我们之间有些风流韵事。我第一次受命去欧洲之前，我在平壤曾向上司提过这一点。那次执行任务，我十分紧张，而且十分谨愼，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类细节。可当我提出意见时，上司对我大叫：「我们哪儿有钱给你们住两个房间？」他望着我，好像我犯了什么思想错误似的。我是个特务，理应自己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们旅游时住在同一个房间吗？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什么事没有？」

「当然没有，」我气得把话顶了回去。「他待我像女儿一样。」

「你们房间有一张双人牀还是两张单人牀？」

「两张单人牀。」

「你在哪儿换衣服？」

「在洗手间。」

「你洗澡时，锁上洗手间门吗？」

「当然锁上，混帐！」

「你见过峯谷真一光着身子吗？」

我气得要命。「你说什么？」

「例如，」大久保继续问，眼皮都没抬一下。「你见过峯谷真一做手术后在肚子上留下的伤疤吗？」

「没有，但我知道他腹部开过刀。」

「吿诉我，」大久保又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亨德逊在一旁观察：「除了峯谷真一之外，你还与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吗？」

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把这看成是羞愧认错，又进一步追问：「你与多少男人有过性关系？」

没有回答。

「你有过性高潮吗？」

「你是否把引诱男人作为间谍工作的一部分？」

又没有回答。

「峯谷真一是不是与你上牀的人中最好的性伴侣？」

「去你妈的！」我用英语对她大叫，决定用她那一套来回敬她。「他是一个老人，你们明白吗？」

「哦！」亨德逊插嘴说：「你是说他试过，但未能成功？」

我两眼瞪着他，热血在翻腾，我想找话回敬他，可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一边喘气，一边语无伦次地骂出一些话来。

「太糟糕了，」大久保说：「从尸体解剖来看，他是个功能非常健全的人。」

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我。他们还未来得及阻止，我一步跨到桌子那一边，打了她一耳光，用我学过的武术招式，给她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我听到她鼻梁骨咔嚓一声，血喷得到处都是。大久保尖叫一声，倒在地上了。亨德逊大叫着想阻止我，把我的手拧到身后，我用脚跟蹬了一下他的脚趾头，他只好松开手，我又朝他腰上猛击一拳，用手肘对着他头猛地一撞，他站都站不稳了。我马上去搜他的鎗，想当场就给自己一鎗自杀了事。可是衞兵已经从门边跑过来了，我的手正要摸到亨德逊的手鎗时，他们紧紧地夹住我的头把我拖开了。

「不要开鎗打死她！」亨德逊气喘吁吁地说。我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他倒在墙上，弯着腰：「她就想那样，我们要她活着！」

我知道头被夹住后的解脱办法，我朝夹住我的人的腰部砍了一掌，他马上就放开了我，我用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拼命把他的头往后拽，然后朝他的颈部就是致命的一击。我把手缩回来做出刀背的掌式准备出击，突然我好像触电般地感到一阵痉孪。我浑身麻木地倒在地上。我侧过身子，见到另一个衞兵手里拿着一支电击鎗，站在我面前大叫大嚷，我还没来得及再动手，三个衞兵就跑过来把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我没希望了。

亨德逊站起来，脸气得通红，呼吸沉重。他低头瞪着我，目光里带着恼恨。「行了，真由美。」他怒气冲冲地说：「你的机会完了。」他转过身去对另一个我见不到的入说：「把她弄走，她现在归南韩了。」

12

监狱的专车穿过麦纳玛灯光昏暗的街道，迅速奔向机场，车里面放了一部电视机，正在播晚间新闻。说的是阿拉伯语，我听不懂内容，但从画面上看是有关南韩形势的。

学生们用手帕遮着面孔，正向一排排的防暴警察投掷自制的燃烧弹，看来汉城的街道上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混战。见到这一场面，更证实了我的信念：南韩社会一片恐怖，远远不及北韩，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

末日即将来临，我想，几小时后我就置身汉城了，什么也无法把我从南韩当局的非法折磨中解救出来。

亨德逊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他们让我看电视新闻是最后一招，意图迫使我在被送往南韩之前坦白招供。回顾一下我在监狱中的经历，一切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卡米拉要我坚持不去汉城，也只是利用我的害怕心理而已。我坚信去汉城会受到残酷拷打、严刑逼供，亨德逊就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我联想起玛丽亚送我的那些礼物──饼干、衣服和珠宝。我曾为她的好意所感动，现在看来，这些也是他们的拉拢计策。玛丽亚给我的礼物中有一套运动装──包括短裤、短袖衬衫和尼龙上衣。北韩人个个都很喜欢穿运动装，可在商场买不到，黑市上才有得卖。尼龙运动装更受人青睐。这些东西在北韩还是身分地位的象征，西方人也许觉得奇怪。一九八七年，作为对国民的礼物，金日成下令允许全国的中学生每人买上一套。妈妈匆匆赶去给范洙买了一套，可他不久就死了。妈妈也知道儿子活不长了，买这套衣服只不过是想让他开心一些。见到这份礼物，范洙欣喜若狂，总是把它放在枕头边，神志淸醒时，一边亲手摸着它，一边向妈妈报以感激的微笑。临死时他手里还抓着那套衣服，可他从未有机会穿上一次。

所以，当玛丽亚给我这套衣服时，我在感激之余又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以为自己很快就要被处死了。这套衣服是我上刑场之前得到的最后一份慷慨之礼，就我当时的处境来说，我不得不怀疑押我的人的行为动机。本来想独立冷静地进行思考，但常常因情緖波动的影响而无法做到。

我在车上穿的就是这套衣服。在汉城下飞机时穿的也将是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在那时候就像是一件奇怪的象征物。

玛丽亚也坐在车上，同车的还有四个警衞。她常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但什么也没说。尽管我内心里很感激她的好意，但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护士们帮我穿好衣准备起程时──我看得出她们是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玛丽亚站在一旁，神情令人捉摸不透。她对我一定非常失望，同时也有少许同情。

那次打了衞兵后，监狱的守衞对我再无好感。警车停在外面，他们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出来，粗暴地把我扔到车上。后面还有两辆警车一路押送。我自己也感到他们是在送我离开巴林。

到达机场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直接驶往停机坪，一路上经过了飞机的维修保养车和一排排的导航灯。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我的心咚咚直跳，脸上渗出了一层冷汗。就这样听天由命吧。

车停下后，我被抬了出来，只见面前停着一架南韩飞机，像只巨大的怪物高高地耸立在面前。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的恐惧。我尖叫了一声，想从警衞手中挣脱开，但他们比我有劲得多。我的手被绑住了，脚一动身体就失去了平衡。他们把我推到直通飞机入口的舷梯上，两旁各站着一名南韩特务，脸上毫无表情。他们敏捷地从巴林警衞手中接过我，往我嘴里塞进一件东西，然后用胶布封住了我的嘴，塞在嘴里的大槪是塑胶类的东西，以防我咬破舌头。

南韩人把我像拎行李似地拖到了飞机里，然后押着我走到机舱中部，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身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特务，他们各夹住我一只手。这时我哭了。另一个特务过来给我擦去眼泪，对我咕哝了几句话，想要安抚我，而我左边那个女特务出面制止了他。「别管她，让她自己安静下来就得了！」

还不如死了好，我心里想，不知道后面还会有更多难熬的事在等着我。

在新的守衞手中没过多久，我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特务走过来，仔细地查看了我的手，对身边的特务说：「你看她双手张开的样子，这是一双久经训练的间谍的手。」

我不由地一惊使劲儿握紧了手。一点也没意识到我这个动作已证明我听懂了韩语。

飞机好像已经离开地面在空中飞行，从没有通知已经起飞和机上没有其他乘客的这一情况来看，这是为押送我而安排的专机。一个北韩人享用一趟专机，这件事本身也颇具讽刺意味。要知道绝大多数北韩人从未坐飞机出过国。要想出国，必须要有「门路」──这是我们的俗话，也就是英语中的「走后门」──指的是与金日成家族有特殊的关系。

外面一片漆黑，机舱里仍然亮着灯。这趟班机上没人会睡觉，至少我是绝对睡不着的。

我在盘算他们对我的了解程度。我持有日本假护照，曾经自杀未遂，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这不能证明大韩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是我炸的。可是如果在种种表明我是有罪的迹象下，我还是不认罪，那可真是自欺欺人了。

「你不舒服吗？」坐在我身边的女特务用日语问我。

「对她说韩语。」坐在我左边的另一个男特务说。

但他们一说韩语我就装着听不懂，那女的就不时用日语低声跟我说上几句。

这趟飞行好像永无尽头似的。我想到的只是到了汉城以后会遭受的各种严刑拷打和折磨，施水刑、用针扎、烙铁烫──这是传说中南韩使用的几种酷刑。整个飞行途中我怕得直发抖。他们给我披上一张毡子时，我都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有次我听到有人说：「干出这么残酷的事的人，从表面上看来，倒像个森林里的睡美人了。」我当时听了，根本不懂其中的含义。明明是在飞机里，怎么是森林中的睡美人？真是荒唐无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借用了「白雪公主」这一典故。北韩禁止看一切西方文学作品，唯一的儿童读物都是歌颂金日成丰功伟绩的书。记得在训练营地时，有人私带了一本《一千零一夜》，我们带着敬畏和着迷的心情看完了它。

为了打发时间，稳定情緖，我一遍遍地默唱着「突击队进行曲」这首歌。

同志们，紧握手中鎗，

消灭美帝侵略者，

向前，向前，勇敢向前，

不怕牺牲，消灭敌人。

我们要把战旗保护到最后，

去吧，我们去战斗，

握紧手中的武器，

向前，向前，勇敢向前，

前赴后继，消灭敌人。

我又想起了家人。记得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回家时，外祖母来看望我。我们十五年未见面了，她见到我高兴得直掉眼泪。

「啊，贤姬，」她紧紧地拥抱着我说：「能再见到你，我这一生也过得値得了。这些年来我眼前老是浮现出你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韩国最好的菜，叫「神仙炉」（注：一种宫廷菜，是放鱼、肉和蔬菜的火锅）。我们谈论着「过去的日子」，那气氛就像过节似的，刚结婚不久的贤玉也过来看我。

很晚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母亲去开门，一个青年男子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他声音发抖地吿诉我们：「贤玉的丈夫在长光湾游泳时因心脏病发作死了。」贤玉的丈夫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职员，工作中常常带游客去平壤一个最大的泳池游泳。尽管他还年青，可几天来一直抱怨说感到很累，贤玉一直劝他不要担心。

可现在他死了，贤玉刚二十岁就成了寡妇。我们家刚才还是欢声笑语，一下就陷入了失去亲人的悲伤之中。

我猛然一下淸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之中。日光从飞机窗口照射进来，飞机在迅速下降。我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听到一把声音在说：「到汉城了。」

13

飞机在跑道上着陆时震了一下。在它减速滑行时，一个特务拿着一件皮毛大衣走了过来。

「外面很冷，」他说：「把它穿上。」

他们让我站起来，打开我的手铐，我一穿好大衣，手又被铐上了。

飞机停稳后，打开了机舱门，一股冰冷的风吹了过来。这与巴林的热带气候形成强烈的对比。空气中所散发的气味使我想起了平壤，我一下产生了一种在平壤苏南机场着陆的感觉。我走到门口朝外面一看，这不是苏南机场。

机场的规模使我大吃一惊，与我在欧洲所见到的一样宏伟。眼前就有十多架飞机，每分钟都有起飞和降落。

地面上聚集着一大羣记者，手里端着相机在等候。一把活动舷梯被推到飞机门下，我闭上眼睛，好像这样就能使我从这个可怕的地方消失似的。

他们带我走下舷梯，我听到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和记者羣里的一阵骚动声。

「她很漂亮哩！」我听到一把男人的声音。「这么漂亮的人怎么会成为恐怖分子呢？」

领着我走的特务停了一会，给拍照的人多些机会，人人都叫着要我朝他们的方向转过脸去，我不知所措地流出了眼泪。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像商品一样在向人展示。

「喂，可人儿，不要哭！」我听到有人在喊。「你到了汉城！」

最后我被推进一辆轿车飞快地离开了。我一阵晕眩，闭着眼睛，低着脑袋坐在车里，不停地哭。

「你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一个特务问我：「你对汉城不好奇吗？」

说实话我对汉城是很好奇的。尽管传说它处处是贫穷、暴力和腐败，北韩人还是对汉城充满了敬畏之情。如果南北韩统一了，汉城将成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但此刻我又累又怕，根本不敢抬头往外看。

「有没有人跟踪我们？」一个特务问司机。

「没有，我把他们甩掉了。」

「好极了，直奔南山。」

轿车飞快地跑了好久才停下来。坐在车里这段时间，我听到外面有很多车辆行驶的声音。如果当时我往外望一眼的话，就会看到──而且会大吃一惊──开车的都是南韩人。可那时，我只是低着头，闭着眼睛，心想街上这么多车，汉城一定是外国人的天下。

我感到自己像是被牵上屠场的一头牛，焦虑不安地等着末日的来临。那时我已厌倦了活在世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想死。突然，我记起了什么。特务说的南山，一定是那幢臭名昭彰的审讯室了。在北韩间谍心目中，那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谣传地下室里有一间房子，各种各样难以名状的酷刑折磨就是在那里进行。北韩人没有谁能活着从南山回来。

我感到一阵头昏，当时可能昏过去了。醒来时，轿车已经停下，有人正在开车门。

啊，不！我还是给弄到这儿了。等待我的会是什么？用水刑，不断地把水灌进你肚子里，直到肚皮胀破？性虐待，他们拿着木棍子……

「到了，」坐在我身边的女特务说：「你现在可以休息了。」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让我躺下。一个医生给我作了检查，我听他说：「一切看来正常，她只是疲劳过度，需要好好睡一阵子。」

「行。先给她打一针葡萄糖，她的血糖一定很低。」

我闭着眼睛让他给我打针，心想这一定是注射让人说真话的药物，心惊肉跳了好一阵子才睡着。

※※※

醒来时，听见隔壁有人在争论，门虽然是关着的，我还是听得很淸楚。

「你在浪费时间，就这么回事！」一个男的大声叫道：「我们要立刻拔掉塞在她口中的东西，开始审讯！」

「那样太危险！」一把女人的声音。「主任不允许这样做！」

「好了，一切由我负责，」男的说：「该做的就是要做！」

声音没有了。几分钟后，一个男的进来撕去我嘴上的胶布，我口很干，咽喉疼痛，可最痛的还是黏胶布的地方。来审问的人在撕胶布时把我的皮都撕掉了一块，可我没有哭叫。离开巴林以来我就没被当作人看待了。我要表现出一些勇气。

离开机场后，我第一次睁开了眼睛。这是一间白色的房，没有窗户，除了牀以外，还有两张书桌、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我朝四周看了看，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里想，在我之前不知我国有多少爱国同胞和革命志士在这里遭到杀害。

房里又进来三个人，现在是两男两女了。我全力作好心理准备，以对付即将来临的心理战斗。特务们客客气气地和我说话，眼光不放过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南韩特务，就像是前苏联国安会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他们强迫我喝了些牛奶之类的食物，我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他们还坐在面前，看起来动也没动过。书桌前坐着一男一女，仔细地看着我，做着笔记，另一个女的站在我的牀边，还有一个人靠在门边的墙上。门外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过了一会儿，站在牀边的女特务叫我起来，我试了试，可虚弱得站不起，只得由他们扶起来。她领我走到外面，穿过大厅，来到洗手间。帮我脱下所有的衣服，给我彻底地洗了一个澡。赤身露体地站在她面前使我十分难堪，但一进到热水里，我马上感到舒适之极。看守我的人都很客气，而我也自然怀疑这只是他们的怀柔政策，是想赢得我信任的一种手法。我沾沾自喜地发现洗头水和肥皂都是外国货。我们北韩自己虽然也生产这些东西，但质量上说不上是第一流的。

他们又让我刷牙，离开巴林以来我就没刷过牙。全部洗漱完毕后，他们给我一套上面印着南韩商标的新衣服。内衣和外衣的质地都比我以前穿过的衣服好得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他们如此慷慨，让一个罪犯穿这么好的衣服，不是诱我招供又是什么？

我回房后，他们给了我一杯咖啡，这些天我倒是想喝咖啡。但咖啡太热，我只好吹开它冒出来的热气。其中一个特务说：「我敢肯定她是韩国人，只有韩国人才一边噗噗地吹热气，一边喝东西。」这下子糟了，同时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

畜牲！

我再也不想喝咖啡了，端着咖啡走到旁边的洗手间把它倒掉了。我在洗咖啡杯时，一个女特务走过来，叫我扔掉杯子，我大惑不解。这是一个完好的纸杯，完全可以再用。扔了很是可惜，南韩人真够浪费的了。这证实了南韩为什么会是个负债累累的穷国。

然后，他们又给我上了一份丰富的早餐，鸡蛋、白粥、泡菜──一种特辣的凉拌白菜，这是一种有民族风味的菜。我本来想不吃，可菜的美味征服了我，我把所有的饭菜都吃下去了。一边吃一边用日语问今天是几号，他们说是十二月七日，是巴林事件发生后的第十七天。大约是对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天。

我又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偶然听到两个女特务在议论我的经期日子，说到时要好好照顾我。我就在纸上写下「二十四」，意思是我估计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来月经。当时他们对此似乎也不在意，他们很快就把话题转到大选一事上。

「你选谁？」

「哦，我们家男女分成两派，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另一边。我也是女的这一边的。」我对这些一点也不能理解。在我们那个国家：我们认为自己很幸运，只有一个得力的候选人──金日成──毫无疑问他会被「选」为总统。所谓的「选举自由」看来是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不知南韩人怎么能就一切事情达成一致。

北韩每四年选举一次，每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由劳动党提名。人民可投赞成票或反对票。选举前几周，召开大会，举行游行，开座谈会，确保百分之百的选民都来参加。当然，根据法律，年满十七岁的人都有选举权，因此所有的标语口号及活动都是虚假的。

「选举日」来临时，人们在选举站前排成队伍，上午七时开始投票，旁边常有乐队奏乐，增添气氛。选举人登记后手里拿着分发的一张印有「支持」候选人的选票，进入大堂，有三个管选举的官员坐在票箱后。选民来到金氏画像前鞠躬，然后在画像下放着的票箱内投下选票。如果你不同意，就不能将选票投进票箱。不用说，当监督选举的官员的眼睛望着你时，不同意是不可想像的事。

他们给我送来的午餐有稀饭和紫菜，这也是韩国人最喜爱的菜。可我装的是中国人啊！所以我故意问守衞，这些是不是烧焦了的纸片，她们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们互相之间反而开始就说起笑话来。

「什么人只管自己说话，不顾有没有人听？」

「政治家？」

「不对！是学校教师。」

「有一位法官问小偷为什么总是偷东西。小偷说因为肚子饿，当法官指着他刚偷的一双鞋子时，小偷说：『是啊，我不能光着脚偷啊！』」

还听过这样一个笑话。

「在苏联，一个人因犯叛国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对法官说：『喂，如果美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坏的国家的话，为什么不把我流放到美国去？』」

我不得不马上跑到洗手间去，以免自己笑出声来。对韩国人来说，这类笑话是非常能逗人笑的。我即使处于这种境况，也忍不住要笑。我打开水龙头掩盖住自己的笑声，这是我几周以来第一次笑。

南韩特务真是训练到家了。他们特别地尊重我，知道这样做比身体上的虐待或直接审问能更快地得到结果。只需迫使你与她们在一起生活，我，同为韩国人，就会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

※※※

一天，女特务建议我们轮流唱歌，不要整天光坐着。一个名叫李葩的特务先开始唱了一首「班尼山」。原来是一首被金正日禁唱的无伴奏的淸唱歌曲，后来北韩将原来的歌词删掉，塡上了宣传民族主义内容的新歌词。我听得入了迷，童年时代的景象又浮现在脑海中：

我的故乡在鲜花盛开的山庄，

李子、杏子和杜鹃花儿遍地开放，

我可爱的村庄色彩鲜艳像皇宫一样，

多么怀念花开时节在皇宫里玩耍的美好时光。

我在心里轻轻地哼着，回想起祖母在开城的旧居，那是一间传统的木瓦屋顶房，位于美丽的山峦之中，门口流过一条小溪。春天时杜鹃花遍地开放，将整个山谷铺成一片红色，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

轮到我时，我唱了一首中国民歌「梅花」：

梅花，梅花遍天涯，

愈冷它愈开花，

梅花坚忍象征我们，

巍巍的大中华。

我唱完后，一个特务用日语说：「你为什么不唱首韩语歌呢？你现在人在韩国，出于礼貌也得唱啊！」

其余的特务都用掌声鼓励我，我辩说不会韩语歌，可他们非要我唱不可，最后我只好听从他们，唱了几句从电视上学到的一首歌，这使他们很高兴。看来这比完全拒绝不与他们一起唱歌要好。

随后，一个女的用韩语唱了一首动听的歌：

玲儿响，

花儿开，

鸟儿欢声唱，

人人尽笑颜，

美丽的汉城有我的爱，

我愿永远生活在汉城。

歌词内容打动了我，我也在想汉城真的如同歌词里写的那么美吗？从特务们脸上的表情来看，它也许是很美的。很快我又在谴责自己，过去八年培养起来的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哪儿去了？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哪儿去了？竟被这些人诱惑住，我感到自己已挨不住了。

※※※

审问我的人开始问了些随意的漫不经心的问题。譬如家里的背景等，但都不是正式的审问。他们以聊天的方式进行问话，好像我是他们的朋友似的。我把在巴林编给亨德逊的童话重复了一遍，看起来他们也还相信，没说什么挑衅或为难我的话，偶尔也作些笔记，对他们问的有些问题，我还得想一会才能答复。

「在澳门看的电影里，还能记起某个电影明星吗？」

「李小龙。」

「是真一要你咬破烟中的毒剂你才照做的吗？」

「嗯……」

「你要是中国人的话，肯定见过许多朝鲜族人，你能说你一个朝鲜词语也不会吗？」

「嗯……坎那（相当于日语里的混蛋）。」

一个特务拿着一张金日成的照片放在我面前问：「见过这个人吗？」

我盯着它想了一会：「我想在电视上见过。」

「他叫什么名字？」

「金日成。」我用中文回答道。

这天晚上我快入睡时，听见他们小声地在说话。

「用这样的女孩作政治工具真是不可饶恕！」

「我明白。犯罪就是犯罪，我真替她难过。」

「是金日成这个畜牲应该受惩罚才对！」

此时，我真想从牀上跳起来，对他们大喝一声：「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胆敢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是畜牲？在北韩，没有什么罪比这更恶劣更严重了。对北韩人来说，金日成就是地球上的太阳。」然而，此时此刻，我拿他们毫无办法。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审问。他们很客气，但问得很详细，他们问及每一个细节，我尽量设法回答，但无法完整地回答。他们问起我小时候住过的街道的名字、所去过的电影院和剧院的名字，要我画出真一住所的草图，不停地问我许多关于我在日本生活的情况。因为从未去过日本，怎么也编造不出可信的答案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交谈时总是用韩语，并注意我的反应。「这个女孩太迟钝了，不宜做间谍。」其中一个男的故意这样说，看我的反应怎样。

第二天像一场噩梦。换了个人来审问我，这人长得很英俊，五十来岁，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不停地抽着美国香烟。他用中文问我，要我写出我的生平简表，附上有关的名字、时间和重大事情。「我们知道你是韩国人。」我一边写，他一边对我说：「现在承认会好得多。」

我不理他，把简表写完后递了给他。他望了一眼，假笑了一下，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这个女孩分明是在撒谎。」他对其他的特务说。

这时，我用中文质问他：「我撒了什么谎？」

他望望我，嘲笑地抬了抬眉毛，好像是说：「还用我说吗？」他又点了一根香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吿诉我，」他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烟，然后问：「你在日本看的是什么样的电视机？也就是说是什么牌子的？」

「杜鹃。」

他得意地笑了一笑，其他特务都大笑起来。「杜鹃」是北韩的牌子，可那时我又急又气，一下想不起别的来。

「你经常看哪个台？」他又问。

「够了！」我气冲冲地说：「我讨厌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你们一遍又一遍地问这些干什么？如果认为我有罪，干脆把我杀了！」

我扑到牀上哭起来，我不配当间谍，不具备这行所要求的专业心理意志和敏捷思路。我只想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忘掉我被党选中了这件事，我要范洙活过来，我自己去死。

※※※

他们的问题一天比一天地更难回答，他们问我真一每月付我多少钱、我存了多少钱、我开户口的银行的名字；还有，是否坐过日本的计程车？我一说坐过，他们便要我画出座位的样子。是否知道成田机场大楼的颜色？有多少层？在广州是否去过一个叫「沙面」的地方？

他们要我写出自己的名字，我用中文写下「白翠慧」三个字。他们把纸拿去，离开房间，一会儿就回来了。带回一张印着各种大小不一的我的名字的纸来。我写的是手写字，它怎么会变成小的像芝麻，大的像门牌号码一样的字了呢？我望着这张纸目瞪口呆，不知他们耍的是什么把戏。他们见到我这种反应十分开心，但什么也没说，而是冒出了一个使我心寒的问题。

「在巴格达机场和你接头的是谁？不止一个人，是吗？那个姓朴的对你来说有无意义？」

这个问题是用韩语问的，可它对我震惊之大，使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表情，我睁大眼睛，脸色都变白了。

「这使你很烦，是吗？」审问的人用中文问我。「这使你很烦，是吗？」他又用日语重复地问了一遍。「这使你很烦，是吗？」他几乎是在用韩语大叫着，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把我的护照递到我面前。「这个人是谁？」他质问我。

我站起来把护照从他手里打掉。「他妈的我怎么知道？」我对他大叫着，手握成了拳头。

他向我逼过来，我已靠到墙上了。他的脸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他声音沙哑地用韩语说：「飞机上有一百一十五条生命，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工人，他们与政治毫无瓜葛。他们在炎热的沙漠上拼命地干活，为的是赚钱养家餬口，供孩子上学。他们离家数月，带着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回来。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你这遭天打雷劈的东西！」他停下来，吸了一口烟，朝我脸上吐过一口烟雾。「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干的，或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至少是巧妙地去干的。你这该死的家伙，你必须向死难者的家人交代一切，我们才能追究那些罪魁祸首。如果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那与牲畜野兽有什么区别？」

这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早已是泣不成声了。可他还没有说完。

「你都快失去了人性了，小姐，」他用一只手指指着我接着说：「我们怎样才能把你当人看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任何事情都有个期限，你能忏悔的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如果你错过机会，就再没下一次了。」

他的眼光直盯着我，那张脸离我这么近，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漂亮了。

「你们的政府从来就是草菅人命。我很难过你成了他们的杀人工具。如果你做了什么高尙的事，理应得到荣誉。可杀害无辜却不是高尙的事情，那是罪恶，是愚蠢的行为。而你，还不知道这有多蠢，岂不是愚不可及？你明白吗？从正义走向邪恶叫叛徒，叫变节，但从邪恶走向光明是改过自新。毒害一个年轻女子的心灵是可鄙的。但现在还来得及，小姐，还有时间请求宽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可是我吿诉你，这点时间所剩不多了。」他对着我的眼望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开了，可他仍没有说完，走到门边时，又转过身来加了一番话。

「你可以这样考虑：要么坦白交代，算是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某种忏悔。要么你双手沾满一百一十五条无辜生命的鲜血，为一个把你的生命视同粪土的国家去死。那时连上帝也不会拯救你。」他走进了走廊。我听见他在离开时还说了一句：「好好想想，翠慧，或者我该叫你玉花？」

14

我被彻底地打垮了。

两周里在巴林连续不断的盘问，八天来在汉城更为频繁的审问，我总算抵挡住了，我用尽了所有的才智来编造谎言，用后面的谎言来掩饰前面的谎言，以保持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撒谎最重要的目的是想使我的家人免遭厄运。

但一切都成了过去，我的抵抗已显得力不从心，南韩人击败了我。出乎我的预料，他们没有使用暴力；他们靠的是无穷无尽的理智和耐性。我曾对他们说我是个中国孤儿，被好心的峯谷真一非正式地收养下来，然后随他一起去欧洲度假。可我骗不了他们。他们完全淸楚我是北韩间谍，我不坦白交代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知道是我使一百一十五个无辜的人丧生，从而犯下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

是的，我被打垮了。然而，最终打垮我的，还是汉城这座城市，它摧毁了我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在外国资本家的残酷统治下，南韩政府是一个被贫穷所困扰的傀儡政府。一到汉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所受的教育是符合事实的。

可是我却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生。从孩提时代就敬仰金日成的那个人在巴林机场就已结束了生命。一个新人慢慢地、逐步地取代了她。是汉城，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孕育了这个新生儿。

那是我最后招供的前一天，守衞吿诉我这天免受审问，可去城里游览观光。

我穿上他们给的两件头黑色套装，那感觉就像小孩子为第一天上学报到一样精心打扮，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

车开出警局后，爬上了一条山路，见到了我熟悉的树木、花岗石，还有红色的黄土……没见任何不正常的东西，头顶上是──蓝蓝的天空，上面飘着一片片白云──这是我在平壤见过的一样的天空。车到达山顶时，汉城市区奇迹般地展现在我面前，原以为回到了我所熟悉的那个韩国的幻想彻底地破灭了。

宽阔的街道上车流不息，以前在西欧我都没见过这么多轿车。震惊之余，我盯着开车的人看，但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韩国人。

我惊得目瞪口呆，眼前的景象与我所预料的如此不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真是不敢相信。」我最后自言自语了这么一句。

与我们坐在一起的一个特务指着外面奔驰不停的车对我说：「这些车全都是南韩造的，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车，所以有人说现在乞丐都是开着车四出要东西。这样一来，道路和停车场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车开开停停，路上的车也一样。我明白了他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但我更在意他前面那几句话。在北韩，只有党的高级官员或政府部长们才有汽车。他们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向他们行礼。对年轻人来说，当司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至少在年轻的男人中是这样。女人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车开；有时准许她们去开开无轨电车，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

然而在汉城，我见到许多开车的人是女性，这使我非常吃惊，把脸贴在车窗上盯着外面看个不停。

我们驱车经过南大门、市政厅、议会大楼、奥运村和在蚕室的贸易中心。街上行人无拘无束的坐行举止、和善友好的面部表情和五颜六色的漂亮装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使我感触最大的还是在每个红绿灯街口上都有的路边摊贩。在北韩，他们吿诉我说路边摊贩是南韩最卑贱的人，可这些摊贩卖的东西却一点也不低廉──高级手表、优质工具、华丽服装和精美鞋子。这在北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北韩仅仅这样一只手表的钱就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七个月的伙食了。看来这些摊贩卖货赚的钱并不少，怎么能说他们是穷人呢？

夜幕降临时，我们开车上了南山，让我看看这个城市的灯光夜景。从山上往下看，汉城的夜景充满了梦幻情调，美丽动人。我打从心底里爱上了她。

同意与他们坐车去汉城是我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也使我获得了解放。关押我的人预料到它将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感受：我过去二十六年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我心里对金日成产生了一股仇恨，突然间我认识到：我的工作、我的计划、我受的训练，乃至我的一生都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之上。

※※※

第二天我坐在审讯台前，对面坐的是两天前训斥过我一顿的那个特务。他有礼地问我昨天去外面游览的感受如何，见我想不出合适的答案，他微微笑了。

「我要一个个地揭穿你的谎言，仔细听着，好好想想，别再撒谎。事实只有一个，我们也已经知道。你明白吗？」

他停下来，点燃一根烟，又说：

「你根本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呢？你说你在五常市住了十五年，但事实上黑龙江省根本没有什么五常市（注：1993年8月改为市），只有一个五常县。如果你真的在北方长大，那你该知道『炖熟』这个词只在南方使用，而你却多次用到了这个词。你还把玉米叫做『粟米』，这也是南方的说法，北方人称它做『包米』，可你从未这么说过。」

「你说你是个流浪长大的孤儿，你吃的东西常常是红荳包，可这种包恰恰只有有钱人才吃得上。你还说你有位姑姑在五常街头卖报卖饺子，你显然不知道五常县街头根本没报纸卖。」

他又停下来，让我回味他所说的话。「这样互相矛盾、破绽百出的例子还多着呢，」他又说：「所有这些只证明一点：你不是中国人，再装下去也没用了。」

他又点燃一根香烟，眼光一直没离开我。他吸了一口烟后又说：「你声称与峯谷真一在日本住了一年，可是当我们给你端上紫菜──日本最好的一种菜时，你却嘲弄地问这是不是烧焦的纸。」说到这儿，他可能觉得有点好笑，房里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还记得你画的峯谷真一在日本的住所吗？你画的房子根本不像日本的房子，你画的街道也一点不像日本的街道。」

「你说你经常看电视，然而当问到峯谷真一家中电视机的牌子时，你说是杜鹃牌，与韩语『杜鹃』同音，它恰恰是北韩的一种电视机牌子，我想你私下也明白了这一点。而且，在你声称你住在日本的那段时期里，日本电视天天播放在汉城举行的亚运会的实况，而你却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奖牌数目最多。」

「你说在日本乘计程车，司机坐在左边，而事实上司机是坐在右边。还有最后一点，你自称是十一月十四日离开日本的，那你理应知道日本的首相已换了人，可你却说首相是中曾根而不是竹下登，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因此，」他吐掉口中的烟头总结说：「说了这么多破绽百出的话──我可以吿诉你，还能举出很多例子──你怎么能自称在日本生活过？」

这些话只像一根绳索套在我脖子上，愈勒愈紧。我再也编不出新的谎言，不由得垂下了头。可审问者仍然穷追不舍：

「你一到这儿，我们对你的一举一动都没有放过。比如说，你铺牀叠被时动作利落，又快又好，是长期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你声称不懂韩语，可我们盘问你时，你常常习惯性地敲着手指。当我们一用韩语话说：「敲手指是紧张的表现。」你马上就停止了手指的动作。当我们内部几个人互相用韩语说：「喂，听她说，她净在撒谎！」你就赶紧设法让我们相信你在说实话。我们自己用韩语说笑话，你就赶快跑到洗手间里去使自己不笑出声来。」

「还有最后一个试探。」他神色严肃地俯着身子，眼睛打量着我。「当我把一张上面用韩语写着『你是北韩间谍』的纸条递给你看时，我见到你脸上立刻就现出尴尬和恐惧的神情。还要我说下去吗？」

我感到身上的衣服好像在一件一件地被人剥去。不，不用再说了，我无法往下听下去了。我感到惭愧，气愤、羞耻、后悔……一句话，我在较量中彻底地败下阵来，再也无力抵抗。保持沉默也救不了命。

※※※

如果将秘密和盘托出又会怎样呢？肯定要处决我，因为我是个杀人凶手。可我的家人怎么办呢？我想起读高中时的一个叫古佳扬的朋友，她家有部黑白电视机，家里总有糖果吃，我晚上常常去她家玩，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糖果。她的弟弟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学生，都在学校青年团担任干部。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古佳扬没来上学，谣传说她的一个弟弟向社会安全部的人报吿说他母亲是间谍。当局马上开始了调查，结果她的父母及一个叔叔都被指控为间谍。不久她全家被流放到两江道集中营，连他的邻居都担惊受怕，怕因为与她家有牵连而被流放。

我听说过被关在集中营的境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死累活做苦工。我不愿意自己的父母和弟妹受这种折磨。

在北韩，妻子们常常因丈夫喝酒太多而担心害怕，但不是像别的国家的人那样担心丈夫的身体健康，而是担心他们醉酒后会说出傻话被别人汇报上去。只要说错了一句话，一家人就得跟着遭殃。

这就是北韩社会的生活，如果我坦白交代，我家里人的遭遇如何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我几乎可以想像到父亲、母亲、贤洙和贤玉被秘密警察抓起来带走的情景。

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个个疑团：我的任务真的该执行吗？这一恐怖行动和它造成的巨大死亡数字是否真能促使韩国统一？如果南韩不能举办奥运会，这个国家是否仍会处于分裂之中？一架客机的爆炸真能阻止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吗？

我慢慢地明白过来了。除非是一个白痴，否则谁都不难明白这里面的是非。

这时我彻底坦白的唯一障碍就是我的家庭了。如果我誓死的保持沉默，我的家人将在荣誉中度过余生，然而……

他们能那样度过余生吗？南韩方面已经掌握了很多情况，他们肯定会把我所说的与其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跟他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不会悄悄地结束我的生命而放过我的家庭，他们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还想到一些别的，如不坦白交代，我对那些无辜殉难者的家庭岂不欠了一笔良心债？我难道不应该为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真诚的忏悔？否则自己在他们的眼中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是的，为了这些人，我得去坦白交代一切。

我抬起头看着审问者，慢慢地说出了这些话：「饶恕我吧，我很后悔。我把一切都说出来。」

15

我陷入了虚脱状态。

当我把一直埋在心里的事件的全部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后，我只能躺在牀上，脑中一片空白。我的身心都已麻木。坦白交代使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现在我在茫茫的空间漂浮着，没有着落，没有目的。半梦半醒之中，我感到虚弱抑闷，以为很快就会被处决了。想到这点我也无动于衷。那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对自己的境遇已毫不在乎。

花了八个小时才把全部真相情抖落出来。他们现在对我的了解已不亚于我自己。一个审问者抬腕看了一眼手表，我注意到我们一刻未停地谈到了凌晨三时。屋里的气氛缓和了些，能用韩语与审问者交谈使我比较舒服。但这完全是一场空欢喜，一个轻柔而无情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我和我的家人都完了。

在我坦白交代的两天以后，我才觉得正常了一点。特务们在恢复我的精神状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我一起闲谈，互相交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看法。那个用中文审问我的英俊男特务名叫南强，站在我身边的年轻一点的男特务叫沈茱，女特务个子娇小，容貌俏丽，名叫李玉。

虽说是汉城摧毁了我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我心底仍存在着一些疑惑。我见到了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物，看到了许多幸福美满的景象。但汉城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在那些宏伟的建筑物和昂贵的物质后面，他们真的幸福吗？

有一天，我问李玉：「我能看到平民百姓的生活情况吗？」

「当然，什么时候都行。」她回答说，并把我的要求转吿了她的上司。

我去欧洲执行任务时，并没有弄淸那儿的生活全貌。特务纪律中有一条规定：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允许我们与外国人交谈。由于身负重要使命，紧张感时刻笼罩头顶，想在到过的国家真正体验一番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可现在身处汉城，我想做到这一点。过去，我只能根据表面观察和在街道上行走时的所见所闻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好坏。如果走进一个市场，看到商品繁多，就断定这个国家的生活比北韩好；如果看到许多酒吧和酒店，就认为那儿的文化腐朽没落；如果见到街上有乞丐，那么这个国家显然是穷得养不活他的人民了。

不过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緖。李玉问我是否有什么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没有，真的没有，」我回答说：「你喜欢去任何地方都行，某个……特别代表汉城的地方。」

到了外面，李玉走在我身边。南强走在我们后面，沈茱走在前面。他们给我二万五千圜──（大约値二十美元）──作零用，看来就像一大笔钱。

我们从明洞区狭窄的胡同里出发，很快来到一家名叫乐天的百货公司，他们吿诉我这个名字取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作品。我们走了进去，我不无好奇地想看看这里的商品是不是外国货。商品质量极好，可名字都是外国的，我马上向李玉指出这一点。

「不，它们是南韩出产的。」她回答说：「许多产品都向国外出口，所以得有外国商标。不过，你怎么不买点东西？」

我怯生生地走到化妆品柜台前，售货员是个友好和善的女士，她的礼貌客气使我感到很陌生。在北韩，可卖的商品并不多，商店的售货员都粗暴无礼；而这里的人似乎都想尽力为你效劳。

「想买点什么？」店员问我。

我示意要买一种面霜，尽量不说得结结巴巴：「这是进口的吗？」

她拿出一瓶说：「不，这是汉城幸运公司出产的，只卖六千五百圜一瓶。」

我还以为这瓶面霜要花不少钱，一看买得起我很高兴。要计算出我手中的钱到底能买下多少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审问我的人不可能给我太多钱。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好意思买下这瓶面霜，因我仍很难适应这儿的自在轻松的气氛。

李玉给我买了一条围巾。五花八门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真不知道给自己买点什么才好。我们又接着往前走，街上人山人海，可看来都不是在匆匆忙忙赶路，三五成羣的男男女女一边自由自在地走路，一边谈笑风生。我们看见有个男的穿着奇怪的制服，手里拿着锅在敲。我想他大槪是个乞丐，可李玉对我说他是在替救世军募捐，以救济穷人。

「今天是圣诞节前夕，」她鼓励我捐一点钱。「一年中的这时候做点善事正好。」

街上人人都很开心。这情景既让我十分感动，又使我大为困惑。北韩人从不过圣诞节，大多数家庭连听都没听说过，为什么南韩，一个非西方国家，要过圣诞节呢？当然，它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算是一个原因，但人民看来是真正地喜气洋洋。他们手里拿着礼物，有的甚至还哼着圣诞歌。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自己并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更使我奇怪的是，商店的售货员竟然站在店门口，扯着嗓子拉客往里面。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是竞争促进了这儿商业的发展，而这也正是汉城如此繁荣的原因。

「肚子饿了，」我说：「能吃点什么吗？」

「当然可以，」李玉说。她带我来到一条小胡同里，两侧全都是饭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食品──令人垂涎的米糕、炸物、肉冻、血肠──甚至还有杂菜粉丝。看到这么多的食品我都呆住了，我记得在北韩已经十年没见过有肉冻卖了。妈妈有次买到了一个烂西瓜都感到幸运之极。

啊，如果我能把家人带到这儿来就好了……当这一切呈现在我面前时，我真是难以想像他们所过的苦日子。

「想吃点什么？」李玉问：「你可以自己挑个地方吃饭。」

因为最喜欢吃血肠，所以我指了指一个专卖血肠的小食店，店里的人很多，许多人喝的都是烧酒（一种传统的韩国米酒），我们买了些食物，找位置坐了下来。坐在我们旁边的几个中年商人正在抱怨最近的选举。

「也不能说都是政府的责任，」一个人说。「如果大家都只是想着自己，他就不能期望太高。」

「我个人认为如果各个小党派结成同盟，他们完全可以在选举中获胜。」

我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坐在我旁边的特务，等着他们去逮捕这些随便议论和批评政府的人。可这些特务，虽然也听到了这番话，却一点也在不乎。他们只顾吃自己的东西，对其他的事毫无兴趣。

后来在回南山的路上，我对这个直言不讳的社会愈来愈感到不安，便问他们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自由批评政府。

他们都笑了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呀！」李玉说：「我们这儿有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法律禁止大家批评政府。」

「我还是不明白，」我对她的理由不以为然。「很难相信这种国家能办得成什么事情。我还注意到了一些事，刚才经过一个建筑地盘时，我只见到几个工人，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只有夜间施工？」

「哦，」南强看来对我的问题大为不解。「你们在北韩怎么做的呢？」

「发动每一个人参加，」我说：「我们动员军人、学生和政府的人一起挖土、拌水泥、运砖头──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我自豪地说，参与一项大楼的建设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许多人都干得很起劲。

「我知道了，」他回答说：「这儿完全没这回事，我们用机械来承担大部分的工作。」

可我无法评价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是如何先进。她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家。为什么北韩的建筑业达不到这种现代化程度呢？

我有那么多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能在生命结束前都得到解答。

※※※

又过了几天，我们乘车去农村参观了德寿宫。以前曾听说过南韩的文化已完全被美国的文化所取代，可这个宫却是一个保留完好的韩国历史古迹。前面有一座世宗皇帝的雕像，是他创造了韩国文字。我很高兴能来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但仍未从坦白招供之后，一直笼罩着我的抑郁和害怕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但见到这座雕像真使我高兴，因为我以前对韩国文字的起源一无所知。

我们的车继续在鄕间行驶，随后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尽管这儿冬天的景象十分萧条，但与北韩的村庄没什么两样。李玉说：「这儿是元堂。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开车子去汉城上班。这儿空气淸新，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

我们在一个有点下陷的农家院子前停下车来，院子里连门都没有，我们绕到前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住。这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我们进到了屋里。我非常惊奇地发现厨房里有两部冰箱和一个电话。北韩的农村家庭绝没有这类奢侈品。

我的同伴们，对农舍里的一切非常感兴趣，不禁议论起来：「真有趣」沈茱说：「在这儿还有全套的设备──电力供应和电视机。对我来说，这可不大像农家院子。」

「说得也是，」南强附和着。「这儿已没有鄕下那种浪漫情调了。我们应该围在火盆前坐成一圈，烤些番薯吃才过瘾。」

「还有，你没见到门都没上锁吗？」李玉说：「在汉城有几家人出去时敢不锁门？」

我们在鄕村里还呆了一段时间才返回汉城。李玉建议我们去东大门市场看看，那儿商舖饭店云集。我们进到一个纺织品市场，卖货的女店员马上围过来抢着向我们兜售货物。她们穿着入时，笑容满面。她们的殷勤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不自在。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话，吓得我心都快停止跳动了。

「等等，你是不是金贤姬？」

很久没人说话。其他顾客都围过来，好奇地低声议论着，我感到全身发冷。

「她是谁？」

「金贤姬。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炸毁客机的人。」

人们鼓动起来，都涌向前面想看淸楚点。我的监护人立即赶过来，领着我走出商店，以免事态失控。我们走开时，听到一个卖货的女店员说：「有空到我这个店里来，金贤姬，我免费送你衣服！」

尽管有些心慌意乱，但我仍不想马上回南山，我便提出再去商场看看。我一边走一边问李玉：「我在这儿还没有见过卖尼龙的商店，这种店很少吗？」我暗自以为南韩的纺织技术还没有达到生产尼龙的水平，在北韩，尼龙是一种奢侈品。

「我们这儿不大用尼龙了。」她回答说。我们渐渐融进了下午出来购物的人羣中。「前些时，人们发现尼龙对身体有害，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棉织品，棉织品也同样耐穿。尼龙早已被当成是低级衣料了。」

我简直想笑。「这无法令人相信。这儿的一切与北韩恰恰相反。那儿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它对身体的好坏，只要能买到就算幸运了。」

我们又去了中部市场。这儿专卖干菜和干鱼的食品，有成堆的鱿鱼、鳀鱼、海藻和类似的商品。市场的里头有一家摆在外面的小食店，只有一张长桌，两边放着长櫈。我好奇地走了过去。「什么人在这儿吃饭呢？」

「主要是劳动阶层，」李玉答道：「街边摊贩、搬运工人、货车司机──这一类人。」

看着这儿卖的丰富的饭菜，米饭、面条、肉冻，还有面疙瘩汤（注：一种用手制面团片做成的汤），我说：「啊，他们吃的比我家吃的还好。我们能在这儿吃饭吗？」李玉望了望其他几个特务，他们摇了摇头。「在这儿吃太不安全了，」南强说：「这样你很容易被认出来，我建议去附近的冷面店吃饭。」

当我们走出市场时，李玉解释说这一带的冷面店在汉城很有名。我们碰上的第一家大槪相当出名，街边停了许多名贵的轿车，门口很多人跟着队等着进去。我们排到队伍里，队伍移动得很快。汉城轻松平和的气氛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相比之下，北韩竟是那样地枯燥乏味。那儿的街头行人不多，轿车稀少，陌生人之间从不说话，日常生活中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而汉城却充满了活力与生机。

几分钟后，我们进入了面店，老板娘把我们带到靠角的一张枱边。这个地方使我很感惊讶，在北韩可找不到这样的食肆。这家食肆里人头涌涌，到处是谈话声，侍应生端着菜赶来赶去，我们都要了冷面，等它一上桌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邻桌坐着一些衣着讲究的男士，说话声音很大，想不听也不可能。我一边吃一边听他们交谈。

「想想人家李晚平，」一个人说：「他变节了可发大财了。」

「是啊，他驾驶的苏联飞机可値一大笔钱呢。而且，政府还得在叛逃的人身上花费一大笔钱。」

「说到北韩，你们见过金贤姬的照片没有？」

「见过，我敢打赌，像她有这样姿色的女人肯定是他妈的婊子。据说她一次能应付好几个男的。」

「难怪人人都同情她，就是看她长得漂亮。如果她长得丑，早被处决了。」

「你以为她是个处女？」

「天知道，这种身分的人我可说不准。」

我的手在把面往嘴里送的半路上停住了，抖过不停。面条从筷子上滑了下来，特务们看出我的难堪，马上安慰我。

「哎，没事的，我们不该来这儿。」李玉安慰我说：「走，我们离开这儿。」

可是我太气愤了，没那么容易被安抚下来。我把手中的筷子慢慢地放到桌上，抓起我的汤碗，站起来，转身对着坐在我们旁边的那几个男人，把汤朝他们泼了过去。他们吓了一大跳，抬起头来。我气得发狂，完全失控了。

「你们这些王八蛋！」我冷冷地低声说：「知道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吗？」

「天啦！」一个人抬起头，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大叫起来：「是她！」

「对，是我，」我怒气冲冲地说：「没把你打个屁滚尿流算你走运。」

他们怔怔地望着我，吓得不敢吭声。此时已招来了一大堆围观者，我还没反应过来，李玉就把我推到了门边，其他特务掩护着我们撤走，沈茱在桌上留下了一些钱。周围的人都在小声议论，无数只眼睛瞪着我，我感到难堪极了。见我们出了门，他们都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李玉招手召了一辆刚开过来的计程车，我们都钻了进去，沈茱透过车后窗看是否有人跟踪我们。「这件事会被报纸披露出来。」他一边说，一边扫视着我们后面的街道。

「我不在乎，」我生气地答道：「你们怎能让他们说出这种难听的话来？」李玉插嘴说，话里带着安抚之意。「贤姬，这儿不是北韩，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不能当场抓人。你想要我们怎么做？你差点闹出乱子来了。」

计程车把我们载到东大门市场附近，我们便下了车。在我们驶回南山的路上，她说：「今天出来你感觉怎样？除了刚才这件事，一切都还不错，是吧？」

「我不想再出门了。」我答道，心里仍然烦躁不安，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人们认出了你？他们说的那些话使你害怕了？」

「也许，」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但远非如此。每次出门，能吸到新鲜空气，在城里四处逛一逛，感觉不错。可是这个世界──我向窗外摆摆手──与我毫不相干。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是说，我反正很快就要被处死，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精神崩溃了，伤心地哭了起来。

李玉极力想安慰我。「我们无法掌握你的命运，贤姬，那是法庭的事。可与此同时，我们想尽可能使你开心些。」

「我不想开心，」我回答说：「我只想你们鎗毙了我完事。」

※※※

此后的日子更叫人难受。一天早上，李玉吿诉我，一月十五日早上我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这次事件的真相。

我气愤之极。「我不是把一切都吿诉你们了吗？为什么还要从头再来一遍？鎗毙我好了！」

「听着，」南强厉声说：「你死也好，活也好，由不得你或我作主，明白吗？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为你的所作所为忏悔。如果觉得对不起那些死难者的家属的话，你就得尽一切可能合作。同时，我再也不想听你说什么『鎗毙了我，鎗毙了我』之类的话，那样令人讨厌。」

他这一发脾气倒把我鎮住了，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南强、李玉与沈茱一样，平常对我一直十分友善，他的话里含有比愤怒更重要的分量。

「对不起，」我平静地说：「我会诚心与你们合作。」

※※※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

特务们忙了好几天，准备公开宣布他们的审问结果。公布会定在安全部的内部礼堂举行，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届时都会出席。

那天早上下着雨，天气很冷，但这丝毫没减轻我的焦虑不安。我们乘车往城里赶去，刚在安全部大楼前停下，就被记者包围了。同行的除了三个特务以外，还给我分配了两个贴身保镳，四周站满了警察。

车门打开了，他们领着我穿过人羣。我被推推撞撞地往前走，几乎给推倒了。好像人人都在叫我的名字。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警衞们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我们好不容易才进到了大堂。这时，李玉和另一个女特务一左一右地架着我的手，南强紧随其后。

刚一进礼堂，一阵阵闪光灯就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好一会儿眼睛还是花的，仍然是被人推着往前走。他们领着我在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要我抬起头。强烈的闪光灯照过来，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现在根本记不起新闻发布会的细节了。他们问了我一个又一个问题，我尽可能毫无保留地予以回答。当时虽然脑海里不时闪过使自己已感到十分压抑的念头，那就是：我的招认一公开，我的家人就肯定完蛋了。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我已麻木了，很想回到南山的宁静生活之中去。

为了振作我的精神，几天以后，特务安排我去汉城公园游玩。我也想不到自己在那儿会玩得很开心。汉城公园是个游乐场，我玩了车、船、飞机等各种游戏。当我在上面荡来荡去时，忘掉了一切烦恼和忧伤，开心得又喊又笑。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才像是真正地活着。我那尖叫的样子就像个小孩，虽然时间很短，可这是我一生中真正快乐开心的时刻。

见到我的情緖有所好转，特务们也很高兴。自从新闻发布会以后，他们更客气更体贴我了，还在我房里放了一部电视机。电视新闻的广度和深度使人惊奇，我很留心新闻报道的内容，因为我自己常常是新闻中所渉及的人物，新闻报道中不时要传出一些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的消息，每遇到这类事，我就会向李玉提出强烈抗议，而她总是设法安抚我。

「贤姬，别理它，」她说：「别人要说什么你是无法控制的。何况在北韩，新闻报道可能更加糟糕，是不是？」

「也许，」我反驳她。「但在北韩，至少不会揑造出一些故事来诽谤别人。」

「是的，我想不会。」南强插嘴说：「他们只是把你抓去，让你完蛋。」

「或一鎗毙了你。」沈茱又补上一句。

只要一听到这类话，我就会本能地进行辩护。虽然汉城已战胜了我，但要消除我一生中已适应了的东西并非易事。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刻薄的话我都会发睥气。

「你看金日成，」沈茱有一天说：「我是说，这个老杂种怎么还不死呢？」

「哦，据说坏人往往命长。」南强说。

「不是他的错，」我抢白说：「是他手下的人欺骗他，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事。」

我这一说把他们气得要命，我觉得自己的血也在沸腾。可是最气人的还是这些特务把全部北韩人放在一起眨斥。这使我非常伤心。我想给他指出：北韩人民也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可悲的是双方之间有着那么多的隔阂与不了解，同一个血统的民族分裂至此，确实是人民的悲剧。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风俗习惯和同样的历史，可我们却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的一条消息使我对北韩的最后一点依恋也彻底消失了。最近这几天，电视一直报道说我孩提时代曾给一个南韩代表团献过花，同时还配发了几幅照片。我自己对这件事也记得淸淸楚楚。可是近来北韩却在播放一个名叫张贤淑的女人的录音，此人声称当年给南韩代表团献花的是她，并且还恶毒地宣称：南韩说当年献花的是我，那是在进行造谣宣传。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南韩明明白白地指出，我，就是图片中的那个女孩，长大后炸掉了一架客机。张贤淑采取弄假成真的手段，说什么南韩企图诬陷她炸掉了这架飞机。这是典型的北韩的欺人之谈。换句话说，既然她是照片中的那个女孩，而那个女孩和恐怖分子又是同一个人，那现在身为平壤的一名中学教师的她，怎么可能去炸掉那架飞机呢？一般北韩人看了这出事先安排好的假戏后，就会断定他或她的祖国与炸毁南韩飞机事件毫不相干，南韩只是在诬谄北韩而已。因为这中间从未提及我的名字，那么我只不过是南韩为了这一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某个虚构人物。

我看着电视新闻，十分震惊。我的祖国，我为她杀害了一百一十五条无辜的生命，自己也几乎为她丧生的祖国，这时却抛弃了我。刚开始是利用我，现在又抛弃我，我感到无比空虚，惊异得简直都不知道生气了，只是一个劲地对着电视荧幕摇头。

「你对此有何想法？」我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对什么有何想法？」李玉说。

「那个女人。」

「她？这不过是北韩常用的一种诡计。」

「你看她像我吗？」

「她确实像照片中献花的那个女孩，但她与现在的你并不很像。记住，他们精心挑选了一个像你的人，完全是为了蛊惑人心。」

「这些狗东西，」我说，声音低得像耳语，眼睛仍然盯着电视。「我们要不要播放一个辟谣声明？」

「绝对不行。他们就想要我们这样做。他们就想用一些枝节问题来转移人们对炸机一事的注意力。他们现在已经是穷图末路了，你知道，他们就是想找条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它。你会慢慢明白的。」

我无法描述被人背叛的感受，好像我白活了二十六年。在北韩，我这个人确实不存在了，我已不是一个活在世上的人，我的家人也成了不在世的人。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家人，永远也不会放弃他们会放过我的家人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我再也不能想像自己还是一个北韩人，在我吃了毒药，获得新生并完全成熟以后，我更不能这么想了。我不得不忘掉我的童年、我的大学时代、直至我在巴林机场垮下来为止的全部的一生。尽管放弃这一切令人悲伤之至，但当我说出「南韩人金贤姬」时，一种激动之情便涌上了心头。

16

原以为一旦我坦白交代完，一切就会简单得多，我很快就会被处决。可大约一周后的一天，南强说我要接受审判，由审判来决定我的命运。

「审判？」我质问道：「我把一切都吿诉你们了！我是有罪的！还有什么要审来审去的？」

「恐怕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回答说：「在北韩，照这样你早被鎗毙了，在这儿，你还没有被鎗毙，你应该感激才是。在南韩，任何被指控有罪的人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让审判来决定他是否有罪以及刑罚的轻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制。」

我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事，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原因是我已对一切指控承认不讳。

我的处境看来不会很快改变，我只得在南山再呆上一段时间。那天下午，我在翻阅南强留在房里的一份报吿。报吿中记载着我到南山以后的言行举止和他审问我的所有细节。然而当我看到「意见」这一搁时，坐在椅子里的我不禁大吃一惊，感到全身发冷：

嫌疑犯金贤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证据确凿，我认为理应予以惩处。

王八蛋！我想，你这撒谎可恶的王八蛋！我现在感到了双重的背叛，禁不住哭泣起来。南强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友善？仅仅是作为要处决我的一种补偿？难道他过去几周里对我的同情仅仅是一种伪装？

我哭了很久，感到孤独之极。我彻底绝望了，因为不管特务们表面上对我多么友善，这背后始终存在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是杀人凶手，杀人是要偿命的。所有的轻松快乐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每天去汉城逛商店或游览都只是让我看一眼我再也无法享受的生活。可最令我伤心的还是我一直以为南强是照顾着我的。我以为他是所有的人中唯一能理解我的痛苦并支持我的人。很明显，是我弄错了。

※※※

我的审判一直拖到第二年即一九八九年三月九日才进行，这之间的几个月过得很慢。在我看过了南强的报吿以后，我跟所有的特务都不说话，好几个星期不肯出门。他们对我情緖上的变化十分关心，派了一个医生来看我。但医生没发现我有什么毛病，只是抑郁不安，在我这种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事。我靠看报纸看电视来打发时间。我也读了一些特务们带来的西方书籍，但这不能带来半点欢乐。虽然我在汉城得到了新生，但我仍然只是一个孤儿。

审判终于来临，一切进展很快。因为我对每一项指控都承认不讳，所以根本用不着陪审团。我不得不在法庭上又一次重复了我向特务们所交代的一切，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形式。我的宣判日定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我所料，我被判处死刑。

死刑的执行日期没有立刻确定，于是我只好又回到南山继续等待。既然已给我定了死罪，我心里再也无法摆脱它的影响，整天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发呆。想死是一回事，可被吿知死期即将来临又是另一回事。我在汉城获得的新生注定是短暂的一瞬间。我获得过新生，见过它是什么样子。可此时此刻只能等待着冷酷的死亡的来临。

我很少在意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政府可能对我实行特赦的文章。死难者的家属们在一致呼吁不能赦免我的死刑。能怪他们吗？没人能使他们失去的亲人死而复生，唯一的复仇手段，尽管不那么令人满意，就只能是处死我。只有这一发泄，才能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带着某种安宁的心境继续过下去。

每天只是在虚无空洞中打发时光，过得毫无意义。我得知死刑将在六个月以后执行，这至少让我知道了还有多长时间留在人世。我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不愿与任何特务说话，我对自己说本该在巴林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的新生只不过是像电光闪过一样短暂。然而每一个人，纯粹出于本能，都有求生的欲望。是我们的身体本能驱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无法漠视它。我感到害怕。

在生活中，我们都见过他人的痛苦，尽管深表同情，但又暗自庆幸，这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没落到在自己身上。人们受伤、生病有时甚至死亡，那是他们自己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那总是别人的事。可这次轮到我了。这一次是别人在旁若无其事地看着，我却要被置于死地。

奇怪的是，有一天，南强说他希望我能获得赦免，我弄不淸他是否纯粹是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建议对我判死刑，但却早已知道最终会赦免我；也许判处死刑只是一种形式；也许只有总统，而不是法官，才有权赦免罪犯。或许是南强他改变了主意。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听了他的话，我知道他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宽慰。

这天下午，李玉来到我房间，跟她妈妈通电话。她在电话里无拘束地聊天，好像在这个世界什么忧虑也没有，我非常羡慕她。如果我也是南韩人，这时我也会给妈妈打电话，也许就是在自己家里，丈夫与孩子都在身边。我所要的只是长期被剥夺的──普通人的生活。

我回忆起妈妈说过的话，从我被党选中以后，她天天晚上流泪。她说曾经拿着我的照片看，哭着哭着直至睡着。她这样做是犯禁；一旦我成为特务，她就应该毁掉我所有的照片。可她做不到。我妹妹还跟我说，妈妈私下里希望有一天我能结婚成家。

但愿妈妈知道了事实真相，我想她也许不会相信。

这段期间我的行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向上帝祷吿。在南韩，西方的宗教并不少见。我从书本上、电视里和人们谈话中零零星星地学到了一些。我向上帝祷吿请求赎罪。我祈求能有机会活下去以便服务人羣。如果没有这些祷吿，也许我早就完全丧失希望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我却蜷缩在冰冷潮湿的牢狱中期待着。

17

春天来到了汉城，春风吹进了每一个角落，红色、粉红色、黄色的杜鹃花和连翘花装饰着南山一望无际的山野。迎春怒放的鲜花好像是在傲视转眼即逝的冬天。汉城一片生机盎然。

关于特赦的消息流传得更多了。我也从抑郁中逐渐进入了一种躁动不安的期待状态。尽管我郁郁寡欢，特务们还不时主动地带我出去一阵。春天的气息已遍及每个角落，我真的没法拒绝他们。

我沐浴着和旭温暖的阳光，凝望着美丽如画的鄕村。像北韩一样，南韩也是个令人激动的国度。到处是葱翠的峦谷、雄伟的山峯和肥沃的平原。我希望有一天能领略这一切美景。

回到南山，我蹬掉脚上的鞋子，打开电视收看七时的新闻。「又少了一天。」

我对李玉说，她还有两小时才下班。可她没答我，眼睛直盯着电视机。

「政府今天宣布特赦炸毁南韩858航班的罪犯金贤姬。总统说，金贤姬并非这次爆炸案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她只不过是恐怖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无视人权的社会里无辜的牺牲品。根据总统的旨意，金日成应该……」

我听不到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此时李玉已跳了起来，大叫着：「你被赦免了。」

她跑过来拥抱着我，捶着我的背。消息很快传遍南山，人人都进来向我祝贺，他们个个都真正地高兴，南强也不例外。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大家都高兴极了，同时又在议论着总统决定中宣布的一些细节。我悄悄地趴在牀上哭了起来。我无法描述当时复杂的心情──既有对政府感激，也为家人感到悲伤，又对未来满怀希望。我愈高兴，孤独感也愈深，但这不能阻止我再一次向上苍祈祷。

神圣的主啊！感谢你给了一个罪人新的生命篇章。请你把消息传给我的家人，发发慈悲保祐他们。

南强微笑着走到我身边。见我在哭，他十分愕然，但我想他大槪也猜出了我复杂的心情，因而并未多加追问。

「今天是个好日子，贤姬，是安排你在这儿──汉城的新生活的时候了。我明天来看你，我们到时好好谈谈。」

我点点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的面孔。「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还以为你转而反对我了呢。」

他显得有点窘迫，过了好一会才回答说：「这段时间我们都不好过，贤姬。我们很久没有这种经历了。我得承认，我的内心也在经历一场情感与理智的搏斗，可你知道这决不是像黑白一样分明的简单事情。总统的决定部分是基于政治目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原因。你是北韩悲剧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对别的人就起不到这种效果了。」

「我也认为处死你并没有任何意义，它无法使死难者生还，也无法惩罚到真正的恶棍金日成和金正日。你在那个社会里没有选择余地，贤姬，处死你只是更残酷地糟踏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也在为自己做过的事而真诚地悔恨。而且，我认为你个人对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他微笑着：「不管你受过什么训练，我认为在你身上没有犯罪的本质。我相信，我们中任何人在你那种情况下也只会那样做。」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李玉插嘴说，把我的手放在她手中。「你知道，外国人也许不能明白这个决定。只有经历过韩国分裂痛苦的人才能理解它，别国的人想像不出一个国家分成两半，其中一半由残酷的暴君统治着的那种滋味，我们中的许多人有亲戚在北韩，却从未见过面，你也许永远不知道，也许，你这次可怕的使命最终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统一。」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你获得了特赦，贤姬，你现在自由了。」

18

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晴朗的早晨已临近。我也迎来了生命的早晨。我搬进了一间新房，房里有了窗户，早晨的阳光射进屋里，我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窗外是连绵不断的山谷，山坡的鲜花开得红艳艳的。

远处，一羣登山客正在向山顶攀登，山谷里传来他们的声音。我一阵冲动，想对他们大喊，可又不想惊醒李玉，她正睡在旁边。

早上的报纸已从门底下塞了进来，我打开报纸翻到第一版，「金贤姬获得总统特赦」几个黑体大字跃入眼帘。见到这几个字，我高兴极了。它证实了这消息绝对是真的，可我却不敢看下面的文章。

这一天我们去了汉城大公园，里面挤满了旅行的学生和观光的游客。这一天里我混在人海之中，感受到愉快幸福。我再也不是外人了，我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真是美妙。

一羣女学生正在玩丢手帕的游戏，与北韩的「丢手帕」有点相同。我羡慕地望着她们对李玉说：「你知道吗？我也玩过这种游戏。」它比我们原来学会的这种游戏更好玩。后来金正日禁止玩这种游戏，取而代之的是唱一些如「前进，我们向前进，打败美国佬。」之类的歌。

我们接着来到了一座艺术博物馆。你可以料到它与我在北韩见过的大不相同。有一半的艺术品是以裸体为基础创作的，而北韩禁止裸体艺术。它使我想起在训练营地里看过的一出电影，名叫《狗咬狗的社会》！那是一部纪录片，展现的是一羣艺术家用油漆涂在身上，在作画的帆布上赤裸打滚的镜头。让我们看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向我们揭露腐朽的西方文化。在那种场合，我们得按规定说：「真是畜牲的世界。」

这座博物馆的艺术品，丰富多样，精美别致。李玉和其他人很快就觉得累了，不得不坐在长櫈上休息，而我却开心地逛了三个小时，感到轻松极了。

※※※

我渐渐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技术上讲」我虽然是自由了，但还得在南山住一段时间。

情报部门得到消息说在汉城的北韩特务已接到命令要暗杀我，如果没人保护，我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其实真的并不在乎。我有了一间新房间、一部电视，而且总有南强、沈茱和李玉作伴。我开始跟一个姓韩的牧师学习神学，在我受审期间他见过我好几次，教过我一些圣经内容。

「你已经获得了新生，」一天我们在南山附近的山坡上散步，特务们跟在身后面几步远的地方。他对我说：「为什么不到我的教会中去作吿解呢？我们很乐意接收你。」

「哦，我不能去，牧师。」我十分尴尬地说：「我不配，我虽然得到了特赦，但我俩都明白，我是个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贤姬。而且，如果你想知道真情的话，我认为你是神创造奇迹的活的见证。」

「可是我怎样作……吿解呢？」

「你只要向教会说你感谢大慈大悲的主的恩赐。吿诉大家你改信基督教，信仰神的博大与万能。这很容易做到的。」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他的话，我曾说过，宗教在北韩是受奚落和嘲笑的，可我明白韩牧师教我的圣经诗篇很有意义，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淸楚地知道基督教只是一种信仰而并非科学；尽管我不是西方人，可它的教义真正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开始发现我周围的一切都存在神的作用，做一名基督徒，我感到欣慰。

有时我仍然感到对不起上帝的爱心，无论怎样我都害怕在大庭众广面前说话。可是韩牧师对我很好。他从不对我妄下判断，总是给我一份希望。我胆怯地同意去作吿解。

他高兴极了，我们把日期定在五月十六日，这一天，李玉出去给我买了一套时髦的两件头套装，因为裙子太短，我犹豫着不敢穿。一生中许多人称赞过我长得漂亮，可我从来没信过这是真的。我从不相信自己性感，因为我一生中的大多时间是在高压下度过。这个身体的吸引力的王国对我来说完全是神秘的。

可是在李玉的鼓励下，我还是穿上了那套衣服。南强进来时，我刚穿好这套衣服，他见到我时惊愕不已。

「你可要使小伙子们眼花缭乱了。」他开玩笑说。我也笑了。南强五十岁了，长得英俊，还没有结婚。我只知道这些。他的话使我又害羞又骄傲，我想不出说什么来回敬他。

我们往教堂走去。路上交通繁忙，我们刚好准时赶到。韩牧师要我在接待室等候，他给我作了介绍，并在我上讲台前说了几句话作最后的鼓励。

介绍过我以后，人羣中响起了一阵表示欢迎的热烈掌声，这确实使我惊奇。场内有许多记者，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感到不安。我站在讲台前，喉咙发干，壮着胆子咳了几声，淸了淸嗓子，扩音器里终于传来了我的声音：

「你们好。」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同凡人。

「神向我们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奇迹。」我开始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当我说完以后，大家一齐说着「阿门」。许多信徒在下面哭了起来，人们对我表现了如此的宽恕使我感动不已。找到了上帝赐予的避难所，使我过上了新生活，我也感激不尽。

※※※

后来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件自我被捕以来最令我震惊又最令我高兴的事。那天傍晚，我正在观赏着日落时变成一片血红的天空，享受着迎面吹来的微风，南强进到我房里来了。阳光在鲜花盛开的山坡上投下一片和暖的余晖，能活着欣赏这幅美景我真是感到舒坦极了。

「请看这个，」他唰地递过来一张照片。「认出上面的人了吗？」

我扫了一眼那张黑白照片，一下呆住了。

「天啊，从哪里弄到的？」

「你认出来了。」他催着我。

「认出来了，」我说。那是我妈妈上中学时全班同学的合照。几年前她给我看过。妈妈的形象立刻闪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好像与她团聚了。我多么想念她！「你怎么弄到的？」我又问他，身子直发抖。

「哎，」他咧开嘴笑着。「这里有个故事呢。金小姐，看来你在汉城还有门亲戚。」

※※※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会晤安排在五北省行政大厅里，肯定会有许多记者参加，可我不在乎。他们找到的是我母亲的表叔，名叫林光浩。

到达见面的地方时，我心跳得很快。大厅里面有一个会议室，我从记者羣里穿过去，没有理会那些记者，也顾不上回答任何问题。我的眼睛直向前望去。

不一会儿，我看到了他，好一会儿我还以为他是我外公的弟弟，叔公光植。他也见到了我，并在向我招手。可是现在显然还不允许我们互相说话。旁边站着警察，他们要证实他确实是我的亲戚。我们被问到一些有关家族上的问题，可对我来说，他用不着更多的证明。他看上去与光植长得一模一样。

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冲上去抱着他：「叔公，为什么要认我这个亲戚？」我流着泪问他：「你根本用不着来。何必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委屈呢？」

他也在流泪，可听我这么一说，他笑了。「我怎么能不来呢？」他说。

我们被领到另一间房里，摆脱了记者。光浩向我介绍了他的妹妹和孩子，她们在里面等我们。一一介绍过之后，我们都坐了下来，光浩开始敍说往事。

「贤姬，你的外祖父是个出色的书法家，也是开城的一个大户。屋有七十个房间。如你所知，开城战后被北韩并入它的版图，你父亲的财产当然也被没收了。可我们有些人就逃到了南方。」

「你妈妈当年舞跳得特别好，在一所基督教会学校读书，该校名叫『休斯顿女子中学』。你见到的这张照片是金滨淑太太的，她是你妈妈的同学。」

听到这些我十分惊愕。妈妈从不跟我说起这一切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光浩所说的一切──基督教、财富、叛逃南方等都是北韩政府所谴责的。很小时，我得过一次小儿麻痹症，后来又奇迹般地康复过来。此后妈妈连续几天在外面说：「是神救了她。」「神对我们真好。」现在我知道了妈妈说的是心里话。

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各自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们很高兴地知道了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况，而我也非常高兴地知道在这个收养自己的国度里还有亲人。当然，我们的会面始终摆脱不了一层阴影──那就是我的家人还在北方，还生活在暴君的铁蹄之下。

从这一天起，我就下决心要把我的新生命献给最崇高的事业。一有机会我就要控诉金日成和金正日。我要尽一切努力促使韩国统一──可这一次是从另一方面去努力。我要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揭露北韩及其统治者的真面目。我曾经到过许多国家──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中国等等。我发现没有哪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会比北韩还差。

金日成及其家族的所作所为剥夺了北韩人民的文化传统，剥夺了北韩人民自由幸福地生活的权利。他们分裂了这个民族，并对人民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害。这真正是一代历史悲剧。

此时在汉城──我获得新生的地方，我带着血肉之躯坐在这儿，不禁悲喜交集，热泪直流。历经磨难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但还远远没有全部走到一起。在南北方的分裂未能愈合之前，我们永远不能安心。我们只能不断努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家庭，所有的韩国人都能合为一体。

尾声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是贤姬。是的，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尽管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实。

一见到我的笔迹，你们就会认出这封信是我写的。我能想像你们读到这封信时会有多么惊奇。

我们分别已有三年了，每天我都流着泪思念着你们。

我无数次在梦中见到你们，又总是在泪水中醒来，不能呆在你们身边使我倍感凄凉和悲伤。

妈妈，爸爸，我知道身为长女，我不是家中的好孩子。我有那么多过错。我们最后一次分手以后，我接受了国家委派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被派往中国广州。为此，我再也不能回来看望你们。我甚至不能走出训练营地一步。

你们知道，在我被党选去的这些年里，我受训成为情报局的派往海外执行任务的特务。我肩负的使命要我去到世界各地。被派往广州以后，他们给我一项炸毁一架南韩客机的任务。目标是阻止一九八八年的奥运会在汉城举行，促使我国获得统一。正如你们所知，这两个目的都未达到。

这项我曾以为是我们祖国的最重要的使命，却给我蒙上了深深的羞辱，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我的使命只有一项是成功了：客机炸毁了，一百一十五人丧生。

几天后我就被南韩特务抓获引渡回到汉城。在这儿我作了坦白交代，接受了审判，被定为死罪。

我又奇迹般地获得了特赦。现在，如人们所说，我又变成了「自由人」。

怎样才能向你们解释淸楚这一切呢？怎样才能向你们解释淸楚我在北韩所信奉的一切原来都是假的呢？南韩是个美丽的国家，经济上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相媲美。无论我如何卖力，都无法向你们说淸楚这儿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这儿普通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录映机、电话、冰箱，许多人家里还有汽车。

这儿很难找到一户像在北韩那样要为一日三餐操心的人家。

最初我难以理解这里的人们所享受的各种自由。人们有着这么多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国家怎么管理呢？然而，这儿管理得很好。

我听苏联的游客说南韩是人间天堂。这儿的人个个都盼望我国国土和民族的统一。我本人也抱定了这种信念。因为以前曾被带上了一条扭曲变态的人生道路，我将带着沾满着一百一十五条生命的鲜血的双手度过后半生。

这儿的人们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们说：「这不是你的错。金日成和金正日命令你去犯罪，他们要负责任。」然而，我怎么也无法使那些死者复活，回到他们亲人的身边。这儿人们的善良使我明白到：尽管过去的那一切我做错了，我还没有成为没心没肺的杀人魔王。

最近我读到一个叫金曼卿的人携全家横过了三八线，乘船逃离了北韩的报道。我真羡慕他，盼望你们也能来到这里。

妈妈，还带给你一份惊喜，我见到了你的亲戚。

「不久前，我见到了叔公林光浩、黄英淑、黄文淑、黄红淑和金邦淑一家。他们对我就像他们自家人一样。我们现在常见面，这缓解了我的孤单感，我知道他们也很想见到你们。

现在，两个德国已经统一了，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南北韩统一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当这一天到来时，能再见到你们我该有多么幸福。在乌云的后面有闪亮的星星，在坚硬的冻土层中依然孕育着等待春天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就此搁笔。非常想念你们。

发自汉城的想念与祝福。

想念你们的大女儿

贤姬

一九九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