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相信——是生性快乐、和善的人。三十四岁前，他一直在给名为托马斯·巴特沃斯的人打工，地点位于俄亥俄州比德韦尔镇附近。那时，父亲有一匹自己的马，周六夜晚常驾马车去镇上，跟其他农场工人相聚。到了镇上，他会在本·黑德酒吧喝几杯啤酒，并流连数小时。一到周六夜晚，那家酒吧总是挤满农场工人：歌声不断，酒杯撞击吧台的砰砰声此起彼伏。到了夜里十点，父亲会沿一条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驾马车回家；回到家，安顿好那匹马后，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了。那时的他，随遇而安，与世无争。

父亲在三十五岁那年春天，娶了当时是乡村教师的母亲。次年春天，我扭动着身子，呱呱坠地。此后，这两人变了，变得雄心勃勃。美国人不甘平庸的那股激情，占据了他俩的内心。

也许，这一切得归因于母亲。身为教师，她肯定读了许多书与杂志。我想，她可能读过关于加菲尔德 [2] 、林肯 [3] 及其他出身贫困的美国人如何出人头地的故事，因此在睡懒觉的日子，大概曾梦想躺在旁边的我，有朝一日也能统治众多百姓和城市吧。不管怎样，母亲说服父亲不再当农场工人，卖掉自己的马，踏上自主创业之路。母亲寡言少语，个子高挑，鼻子颇长，灰色的眼睛总是显得忧心忡忡。她对自己毫无所求，但望夫成龙、望子成龙的心，实在无可救药。

这两人的第一次创业，以惨败收场。他俩在格里格斯公路旁租了十英亩贫瘠的乱石地——离比德韦尔镇八英里远，开始养鸡。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对生活的最初印象也来自那里——从头至尾，全是不幸。如果我现在是个悲观的人，往往只看得到生活较为阴暗的一面，这得归因于我的童年：本该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时光，却在鸡场度过。

不谙养鸡的人，无法了解一只鸡可能遭受的众多悲剧：从蛋里孵出来；变成毛茸茸的小东西，一如复活节贺卡上所画；几周后，又变得光秃秃，非常丑陋；吃掉大量你父亲额头汗水换来的谷物和谷物粗粉；感染叫作禽鸟舌喉炎、霍乱及其他名字的疾病；傻站着，呆呆地盯着太阳；最后病死。为达到上帝的某些神秘目的，少数一些母鸡，偶尔外加一只公鸡，会挣扎着活到成年。成年母鸡产下蛋，从那些蛋又孵出别的鸡。可怕的循环就此形成。这一切，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哲学家，想必就是在鸡场长大的。人对一只鸡满怀期待，结果总是彻底失望。刚踏上生命之旅的鸡雏，看上去既机灵又警觉，其实笨得无可救药。它们跟人非常像，让人在对生命的判断中拿不定主意。如果没有病死，它们会等到你满怀期待时，钻进四轮运货马车轮底——给车轮压扁，并让它们的造物主收回。寄生虫肆虐它们的青春，你不得不花大把大把的钱，购买医治药粉。后来，我看到逐渐出现一批鼓吹养鸡发财的书籍与刊物。这是写给刚吃了禁果的神看的。此类书籍与刊物总是给予人希望，宣称有雄心的普通人，养上几只母鸡，就会大有所为。千万别受误导。这不是写给你看的。宁可去阿拉斯加冰雪覆盖的山上淘金，寄希望于政客的正直，或者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一天更比一天美好，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也不要去读关于母鸡的书籍与刊物，更不要轻信。这不是写给你看的。

扯远了——其实，我要讲的故事，跟母鸡基本无关。如果不出差错，鸡蛋才是主题。那十年，我父母竭尽所能，想使鸡场赢利，但最终放弃挣扎，另起炉灶。他俩搬去俄亥俄州比德韦尔镇，做起餐饮生意。为不孵化的孵化箱和那些“毛绒小球”——起初样子特别又可爱，接着长成半秃的小母鸡，再长成动不动就死的大母鸡——操心十年后，我们一家抛弃过往的一切，用四轮运货马车载着全部家当，沿格里格斯公路，前往比德韦尔镇。这支怀着希望的小小车队，启程去寻找一处新的起点，好开始在人世间不断往上攀爬的旅程。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一家看上去肯定挺悲惨，跟逃离战场的难民没多大区别。我和母亲徒步而行。装载家当的四轮运货马车，是问邻居艾伯特·格里格斯先生借的。马车两侧往外戳着几把劣质椅子的椅腿，车上堆着几张床、几张桌子、一些装厨房器具的箱子。那堆家什后面是一只装有活鸡的板条箱，箱顶搁着我年幼时坐过的婴儿车。为何留着那辆婴儿车，我至今仍不清楚。当时的情形，我父母不可能再生孩子，何况婴儿车轮子已坏。没多少财产的人，总爱死抓着手上的东西不放。这是生活令人如此绝望的其中一个原因。

父亲坐在马车上。他那时四十五岁，秃顶，微胖；又因长期跟母亲与鸡群为伴，变得寡言少语、灰心丧气。开鸡场的十年间，他一直在附近各处农场打工，但挣的大部分钱，不是花在给鸡治病上，就是用于购买威尔默的“白色霍乱散”、比德洛教授的“催蛋剂”或母亲在家禽饲养刊物广告中发现的其他药物。父亲头上只剩两小撮头发，就在耳朵上方。我仍记得，冬季出太阳的下午，每逢他在火炉前的椅子上打盹儿，年幼的我总爱坐在附近，盯着他瞧。当时，我已开始看书，凡事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想象，父亲头顶那道光光的纹路好似一条宽阔大路，一如恺撒[4] 可能会下令修筑的行军通道，以率领麾下军团从罗马出发，去征服奇妙的未知世界。我想象，父亲耳朵上方那两撮头发就像两片森林。半睡半醒间，我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小人，正沿那条大路，前往美丽的远方——那里没有鸡场，生活是一件不受鸡蛋打搅的乐事。

关于我们一家从鸡场到镇上的逃亡之旅，都能写一本书了。整整八英里，我们母子俩走了一路——母亲是为防止东西从马车上掉落；我呢，是为领略世界的奇妙。马车座位上，紧挨父亲而放的，是他最珍视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且听我解释。

在鸡雏孵化数量多达几百甚至几千的鸡场，偶有灵异发生。鸡蛋里会孵出怪鸡，正如人类会生下怪胎。不过，这类意外并非经常发生——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吧。万一发生，我跟你说，一只鸡可能生来会有四条腿，或两对翅膀，或两颗脑袋，等等。这些怪鸡无法存活。刚刚手抖了一下的造物主，会立即将它们收回。这些可怜的小东西无法存活，对父亲而言，算得上人生一大悲剧。他心存一个念头，只要能把一只五条腿的母鸡或两个头的公鸡养大，便能发财。他幻想把怪鸡带去县里的各个集市，向其他农场工人展示，以此致富。

总之，父亲保存了在我家鸡场诞生的所有小怪物：一个玻璃瓶装一只，泡上酒精。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玻璃瓶装进一只箱子。在我们一家前往镇上路途中，那只箱子一直放在马车座位上，紧挨着他——一只手赶马，另一只手紧抓着那箱子。一到目的地，他立即搬下箱子，取出那些玻璃瓶。我家在俄亥俄州比德韦尔镇开餐馆期间，那些用小玻璃瓶装着的怪鸡，一直搁在吧台后面的一块搁板上。母亲偶尔会抱怨，但对于自己的宝贝，父亲心坚如石。这些怪鸡非常珍贵，他说，人们爱看奇奇怪怪的东西。

上文，我曾提及我家在俄亥俄州比德韦尔镇做起了餐饮生意，其实，我有点言过其实。此镇坐落在一座小山丘山脚，边上有条小河。铁路没有穿过镇子，火车站位于镇北一英里外名为皮克尔维尔的地方。火车站旁曾有一家生产苹果汁的厂、一家生产泡菜的厂，不过在我们一家到达前，均已倒闭。镇上主街那有家旅馆。每日早晚，会有班车从那家旅馆开出，沿名为特纳大道的公路，开往火车站。去那种偏僻之地做餐饮生意，是母亲的主意。她提了一年，然后突然有天，跑去租下火车站对面的一栋闲置仓库。母亲认为，在那里开餐馆能赚钱。“旅客，”她说，“为坐火车离开镇子，总要在火车站干等，而镇上居民又会来等进站的火车。他们会来餐馆买馅饼、喝咖啡。”如今年岁稍长，回过头去看，我知道母亲此举还有另一个目的。她望子成龙心切：希望我出人头地，进镇上的学校，长大后做城里人。

在皮克尔维尔，我父母辛勤如故。首先，得把仓库收拾成餐馆的样子。这花去了一个月时间。父亲搭了一块搁板，用来摆放蔬菜罐子；又做了招牌，上面用红漆大字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名字底下加一条不容置疑的命令——“进来吃”，但鲜有人理睬。此外，餐馆里还买了玻璃柜，用来摆放雪茄和烟叶。母亲擦洗了地面和墙壁。我进了镇上的学校，庆幸自己能离开农场，摆脱那些垂头丧气、可怜兮兮的鸡，但并未很快乐。傍晚，沿特纳大道，从学校走回家，我想起在校园里看见的那些孩子：一群小女孩，唱着歌儿，单脚跳来跳去。我学着试了试：沿结冰的路面，郑重其事地单脚跳了几下。“蹦蹦跳跳去理发！”我边跳边尖声唱道，随即猛地停下脚步，疑惑地环顾四周，生怕让人瞧见自己兴高采烈的样子。想必在当时的我看来，自己正在做像我这样的人不该做的事，因为我在死神天天光顾的鸡场长大。

母亲决定，我家餐馆夜里也该营业。夜里十点，有趟客运列车经过我家门前北上。其后，又有趟本地货运列车南下。该货运列车要在皮克尔维尔进行编组，而等一切妥当后，列车班组人员会来我家餐馆喝热咖啡、吃东西。偶尔，其中一人会点个煎蛋。凌晨四点，他们又会从南边回来，再次来餐馆吃喝。小本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母亲夜里睡觉，白天看店，招待寄膳客人。父亲白天睡觉，睡的是母亲夜里睡的床。我呢，就去比德韦尔镇上学。漫漫长夜里，在我们母子俩睡觉时，父亲得烧好要用的肉，以备次日做成三明治，放入寄膳客人的午餐篮。慢慢地，他脑中萌发出不甘平庸的念头。着了“美国精神”的魔，他也变得雄心勃勃。

漫漫长夜里，如果没多少事要做，父亲就有时间进行思考。这导致了他的悲剧。有天夜里，父亲断定，自己过去之所以一事无成，是因为不够乐观，因此以后要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清晨，他上楼来，挤进母亲的床。母亲醒了，他俩开始交谈。我躺在屋角的床上，侧耳听着。

父亲提出，他和母亲都要尽力使来我家餐馆就餐的客人感到快乐。我已记不起原话，但给人的感觉，他似想通过某种费解的方式，变成某类大众艺人。当客人，尤其从比德韦尔镇来的年轻人，走进我家餐馆——其实，鲜有客人来就餐——他俩要跟他们说些幽默风趣的话。从父亲话里，我听出，他似想给客人留下一个印象：他是快乐的餐馆掌柜。母亲想必从一开始就心存疑虑，但未说任何泄气话。父亲认为，比德韦尔镇年轻一辈的心中，会产生对他和母亲的极度喜爱之情；每天夜晚，成群结队的人，会唱着歌儿，喜气洋洋地沿特纳大道赶来，带着欢声笑语，走进我家餐馆；餐馆里将充满歌声与欢乐。我无意给读者留下印象，以为这番高深言论出自父亲之口。正如前面提到的，他是不善言谈的人。“他们想找个地儿。我跟你说，他们想找个地儿。”父亲反复念叨。他翻来覆去，只说得出这么一句话。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想象的。

随后两三周里，父亲的提议在家里全面实施了。我们说得不多，但在日常生活中，都竭力用笑容取代愁眉。母亲冲寄膳客人微笑。受她感染，我冲我家那只猫微笑。一心想取悦客人的父亲，变得有些狂热。毫无疑问，他体内某处潜伏着一丝想出风头的天性。不过，父亲并未浪费太多心思在夜间服侍的铁路职工身上，而似乎在等待从比德韦尔镇来的某位年轻小伙或姑娘走进餐馆，好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绝活。餐馆吧台上摆着一只铁丝篮，里面总是装满鸡蛋。父亲脑中萌发要使客人感到快乐的念头时，那篮鸡蛋想必就在他的眼前。鸡蛋跟这个念头的萌发存在某种联系。不管怎样，一枚鸡蛋彻底挫败了父亲生命中的又一次突发奇想。有天深夜，从父亲喉咙爆发的怒吼，将我吵醒。我和母亲从各自床上坐直身子。随后，母亲哆嗦着双手，点起床头旁边桌上的灯。楼下，餐馆前门砰地关了。几分钟后，父亲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楼上：手拿一枚鸡蛋，同时那只手不住颤抖，犹如打寒战。他站在那里，瞪着我们母子俩，双眼流露出几近疯狂的神色。那副样子让我相信，他会把手中的鸡蛋砸向我们母子俩中的任意一人。但接着，父亲把鸡蛋轻轻放到桌上台灯旁，然后跪倒在母亲床前，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受他的悲伤感染，我也跟着哭了。楼上那间斗室顿时充满我们父子俩的恸哭声。说来荒谬，对于当时的情景，我现在能记起的只有一件事：母亲的手不停摩挲父亲头顶那道光光的纹路。我忘记母亲对父亲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说服父亲讲出楼下发生的事。父亲的解释也从我脑海彻底消失了。我只记得自己的悲伤和恐惧，只记得灯光下、跪在床边的父亲头顶那道光亮的纹路。

至于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于某种解释不清的原因，我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仿佛自己目睹了父亲的难堪。一个人迟早会知道许多解释不清的事。那天夜里，年轻的乔·凯恩——比德韦尔镇某商人之子——来皮克尔维尔接他父亲。后者坐的正是夜里十点从南边来的那趟客运列车。列车已晚点三小时。乔走进我家餐馆闲坐，以打发等待时间。本地那趟货运列车到站了。列车班组人员来餐馆吃东西。最后，餐馆里只剩下乔和父亲。

这个从比德韦尔镇来的小伙子，自走进我家餐馆那刻起，想必就对父亲的种种举动感到困惑不解。他猜测，父亲不满其在餐馆闲坐，并发觉自己的出现，显然令餐馆掌柜非常不安，于是考虑离开。不巧的是，天开始下雨了。他不想冒雨走远路，先回镇上，再过来，于是买了一支五美分的雪茄，又点了一杯咖啡，接着掏出衣兜里的报纸，读了起来。“我在等夜里那趟列车。它晚点了。”他抱歉地说。

父亲——乔·凯恩之前从未见过——久久盯着眼前的客人，一言不发。毫无疑问，父亲怯场了。正如生活中一再发生的那样，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他不免有些紧张。

首先，父亲不知道该如何摆弄自己的双手。情急之下，他把一条胳膊猛地伸过吧台，跟乔·凯恩握了握手，并招呼道：“您好！”乔·凯恩放下手中的报纸，凝视着他。父亲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吧台的那篮鸡蛋上。“唔，”他吞吞吐吐地说了起来，“唔，你听说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5] 吧？”他显得很气愤。“那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骗子。”他语气坚决地说，“他说自己能让鸡蛋竖着立起来。他真是这么说的，可接着他把鸡蛋一头敲破了。”

在客人看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狡诈，似乎令父亲非常气愤。后者不停嘟嘟哝哝，骂骂咧咧，称不该教育孩子们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伟人，毕竟此人曾在重大时刻行骗；此人吹牛说能让鸡蛋竖着立起来，等到别人让其演示时，却耍了花招。父亲一面仍不停数落哥伦布，一面从吧台的篮子里拿起一枚鸡蛋，开始踱来踱去，同时两只手掌来回揉搓鸡蛋，面带和蔼的微笑。他开始含混不清地嘟哝，来自人体的电流会对鸡蛋造成什么影响；又说不用敲破蛋壳，只需放在两掌间来回揉搓，就能让鸡蛋竖着立起来；最后还解释手的温度和轻轻揉搓，能改变鸡蛋重心。但乔·凯恩对此不是很感兴趣。“我摸过几千只鸡蛋，”父亲说，“没人比我更了解鸡蛋。”

父亲把手中的鸡蛋立在吧台上，但鸡蛋立即躺倒了。他试了又试，每次都把鸡蛋放在两掌间揉搓一会儿，边揉搓边嘟哝电流的种种神奇之处和关于重力的几条定律。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父亲好不容易把鸡蛋竖着立了片刻，一抬头却发现，客人早已没再看了。等到再好不容易把乔·凯恩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时，鸡蛋又躺倒了。

迫不及待地想出风头，加上因立鸡蛋没成功而颇感羞愧，父亲从搁板上拿下装着怪鸡的瓶子，开始向客人一一展示。“你希望像这家伙一样，长七条腿和两个脑袋吗？”他边问边展示最奇异的那只怪鸡，脸上闪过一抹愉快的微笑。接着，他把手伸过吧台，想去拍打乔·凯恩的肩膀，就像他年轻时在本·黑德酒吧经常看见别人做的那样——如开头所述，父亲还在农场打工那会儿，周六夜晚常驾马车去镇上那家酒吧饮酒会友。看见那只严重畸形的怪鸡漂浮在瓶中的酒精里，客人略感恶心，起身离去。父亲赶紧从吧台后面出来，抓住那年轻人的胳膊，把后者拉回原来的座位。父亲感到有些生气，不得不暂时别过脸去，强迫自己露出笑容。他把装着怪鸡的瓶子一一摆回搁板；接着豪气大发，自掏腰包，请乔·凯恩再喝一杯咖啡，再抽一支雪茄——几乎是硬逼对方接受这份盛情；最后，拿起一口平底锅，又从吧台底下的醋罐舀了醋，边倒进锅里边说，他要表演一个新戏法。“我将把这只鸡蛋放进这口倒了醋的锅里加热。”父亲说，“接着，我要把鸡蛋完好无损地塞进瓶里。进了瓶子后，鸡蛋会恢复正常形状，蛋壳也会再次变硬。然后，我会把瓶子连里面的鸡蛋一起送给你。你可以走到哪，带到哪。别人会纳闷，你是怎么把鸡蛋弄进瓶里的。别告诉他们。让他们猜去吧。这个戏法的乐子就在这里。”

父亲冲客人又是咧嘴而笑，又是眨巴眼睛。乔·凯恩断定，眼前这个人脑子有点不正常，不过并无恶意。他喝完父亲硬请自己喝的咖啡，继续看起了报纸。鸡蛋在醋锅里煮过一会儿后，父亲用勺子捞出鸡蛋，放到吧台上，然后进后屋拿来一个空瓶。客人连瞧都没瞧一眼，父亲感到很生气，但仍愉快地继续完成戏法。他竭力想把鸡蛋塞进瓶子，可试了很久都没成功，于是把醋锅放回炉子，再次加热鸡蛋，但捞出鸡蛋时，不小心烫了手指。在醋锅里又煮过一次后，鸡蛋蛋壳变软了些，但没软到能塞进瓶子的程度。父亲孤注一掷，使劲把鸡蛋往瓶里塞啊，塞啊。就在他觉得戏法终于要大功告成时，晚点的列车进站了。乔·凯恩开始若无其事地朝门外走去。父亲不顾一切地做了最后的努力，企图征服手中的鸡蛋，完成许下的戏法。假如做成，这戏法将为他博得声名：一位懂得如何让客人感到快乐的餐馆掌柜。父亲反复拨弄手中的鸡蛋；试着让自己略微粗暴一些；开始骂脏话，额头沁出汗珠；鸡蛋在手底碎了。就在蛋液溅到父亲的衣服时，已在门口驻足的乔·凯恩，正好转过身，接着哈哈大笑。

从父亲喉咙爆发出一声怒吼。他气得直跳脚，并含混不清地大骂一通，接着又从吧台的篮子里抓起一枚鸡蛋，朝门口扔去，差点打中那年轻人的脑袋。看到鸡蛋扔来，后者闪到门外，跑了。

父亲手拿一枚鸡蛋，来到我们母子俩所在的楼上。我不知道，当时他打算做什么。可能想砸烂手中的鸡蛋，想砸烂所有鸡蛋，想让我们母子俩看着他开始砸蛋吧。不过，一见到母亲，父亲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正如前文所述，他把鸡蛋轻轻放到桌上，然后跪倒在母亲床前。那夜，父亲决定提前打烊，然后回楼上睡觉。在他挤进母亲的床、吹灭桌上的灯后，他俩嘀咕了很久才睡。接着，大概我也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稳。黎明醒来后，我久久凝视着桌上的鸡蛋，心中纳闷，为何世上得有鸡蛋，为何鸡蛋里得孵出母鸡，然后母鸡再产下鸡蛋。这个问题融进了我的血液。之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不管怎样，此问题一直盘桓在我脑中，始终没有解决。而这，我认为，只是鸡蛋大获全胜——至少就我家而言——的又一证据。